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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血字顺治朝的文字狱（第1页）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政权的稳固光靠武力是无法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可以是统治的工具。清政府一方面吸收汉民族文化，加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对汉文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文化的劣势最后转变成政治的劣势。所以，他们对于文化和文字的监控比以往朝代都要敏感。

僧函可案

清朝是中国文字狱最深的一个朝代。在我们的印象里，清朝统治者并不昏庸，为什么文字狱这么严酷呢？

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从皇帝自身的修养来考虑，得看这个政权的性质。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它通过武力入主中原，虽然掌握了暴力和强权，但是文化上并不具备优势。可以说，清朝入主中原，它的文化就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包围。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政权的稳固光靠武力是无法长久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可以是统治的工具。清政府一方面吸收汉民族文化，加强专制统治，另一方面对汉文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担心文化的劣势最后转变成政治的劣势。所以，他们对于文化和文字的监控比以往朝代都要敏感。

顺治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开明的皇帝，但是在顺治朝还是出现了几起震惊国内的文字狱。我们先说说第一起文字狱——僧函可案。

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的一个大热天，南京城外突然来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僧人，该僧人举止很有风范，一看就知道是有来历的。这个僧人虽然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俗人，但是他神情非常紧张，手里紧紧抓着一个小布包，布包被他手心的汗水浸湿。

这僧人心理素质显然不是很好，立即引起守城士兵的注意。对士兵的吆喝和搜查，僧人感觉特别慌张，哆哆嗦嗦地从衣服里掏出一块通行令牌，希望士兵能够直接放行。士兵把令牌交给值班的霸气军官，军官一看就知道是洪承畴发的。

出乎这个僧人的意料之外，八旗军官居然把令牌扔在地上，喝令士兵盘查。士兵们毫不客气，从僧人手上抢过包裹，慌乱之中，包裹掉在地上。从里面滑出一部手稿和一封信，僧人大惊，但很快就淡定了，一副任你千刀万剐的姿态。

八旗官兵见这个僧人目中无人，将他押到牢里。几天后，顺治收到洪承畴的一封奏疏，洪承畴解释说：“这个僧人名函可，是我以前会试的老师原明朝礼部尚书韩日缵的儿子，已经出家多年。顺治二年正月，他从广东到江宁印刷藏经，正好碰上我们大军平定江南，受阻未归，困在省城。我在江南，从来没有跟他见面。他来到广东后，托人向我要了一张令牌；出于故人情谊，我给了他一张，但是对他约束很严。在出城盘验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这身上的东西掉了出来，里面有一封福王写给阮大钺的信，还有一本他自己写的书，里面有一些应该屏蔽的词语，函可不愿烧掉这些东西，现在自取其咎——这些我事前并不知情。我跟他本来有交情，按理不该为他说话，但事已至此，也得向上面解释清楚，此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函可是明末典型的遗民，他眼看山河破碎，既不能救国救民，又不屑投降，于是选择了出家。出家之后，他依然心系国事。得知南京拥立弘光政权后，函可毅然离开寺庙，来到南京。不过，在南京待了一段时间，他就感到很失望，弘光政权实在是太腐朽了，复国的梦想再次成为泡影。函可目睹弘光政权的腐败，并将这段经历写在自己的书《变记》中。

当时审判函可的是八旗官员昂邦章京巴山，他对函可严刑逼供，并想借着这个案子扳倒洪承畴。函可在审讯的过程中多次被打得昏迷，不过他始终没有屈服，坚持此事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

之后，函可被押往京城，考虑到洪承畴牵涉其中，再加上这时清廷需要利用洪承畴，多尔衮没有进一步深究，选择了对其从轻发落，将函可发配到沈阳，洪承畴则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因为清初的特殊形势，函可案得益于洪承畴的保护，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函可在顺治十六年病逝，函可案虽然没有扩大化，但开启了清朝文字狱的先河。

科场案

顺治十四年正月十五日，顺治皇帝颁布谕旨，宣布废除科举中投拜门生的陋习。

顺治为什么要颁布这项谕旨呢？说来，跟一场科场舞弊案有关系。

这一年，天灾人祸特别多，四川一带频发地震。京城北京好几个月都没有降雨，旱情非常严重。封建时代，皇帝自称为天的儿子，天灾意味着老天对你的统治不满。顺治是一个好皇帝，面对天灾，第一反应就是自我检讨。除此之外，顺治还命大臣们，对于监狱里的犯人一定要认真审理，不要出现冤假错案。

顺治的这些做法并没有减少灾情，相反，灾情越来越严重。六月，杭州、嘉定、湖州、南京、绍兴等南方城市遭到了特大暴雨袭击，无数城郭被毁，不少人畜在大洪水中淹死。不久，江南的一些城池也遭遇了暴雨。九月份，北京又发生了地震。

老天突然之间降下了这么多灾难，让顺治帝非常惊慌：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然而，这还只是天灾，这一年，人祸也不少。

十月二十五日，顺天科场舞弊案被人揭发。

顺天乡试考场，有乡试生员四千人，贡监生一千七百多人，录取名额只有二百零六人。在当时人眼里，这个录取比例是非常低的。可能，我们现在的许多公务员考生会说：“这些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是曹本荣、宋之绳等人。僧多粥少，很多人就想到了走后门，现在走后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当时还没那么普及。顺治帝也没有完全适应走后门这种习俗，所以才有震怒的感觉。结果，有钱有地位的人大肆送礼，趁机结交一些官场要人。

榜单出来之后，大家一看，明白了：潜规则。高干子弟必中，富家子次之，穷人极少，或者干脆没有。榜单发布之后，一片哗然。许多考生不服，纷纷“上访”。

这事传到顺治耳朵里，令他勃然大怒，要求吏部和都察院对此事追查到底。顺治帝当时发出了这样的呼声：“若不重加惩治，如何惩戒将来？”

案子一查，揪出了一大堆。一些证据确凿的行贿学生立即享受到斩首的待遇，而且家产籍没，家人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几个主考官先放在一边，待会儿再审。这个科场案非常不公平的是，顺治并没有将考官斩首，只是降级处分。这是不公平的，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顺治亲自主持复试，由此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最终顺治选择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

顺天科场案刚刚平息，又出现了江南科场舞弊案。

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江南科场案被人捅了出来。江南科场案作弊者更多，榜单公布后考生一片哗然。主考官离开之时，一些考生跟在后面大骂，甚至有人向主考官扔石头。许多学子写诗讽刺主考官方犹和钱开宗，有的才子不惜撰写传奇，揭露考场内幕，这些诗文很快就流传到京城，惊动了顺治皇帝。

工科给事中阴应节上奏：“江南考场上，舞弊太多，发榜后士卒愤愤不平，不少人在文庙前哭泣，有的还殴打考官，议论纷纷……”

顺治帝立即将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革职，押到京城审问。对于江南的举人，顺治帝亲自在西苑瀛台主持复试。在复试中有十四个文理不通者被革去举人，在这些文理不通者中，居然有著名诗人吴兆骞。吴兆骞绝对是一个才子，他通过乡试确实是凭着真才实学。那为什么顺治帝认为他文理不通呢？说来，也是这个才子心理素质不行，在皇帝面前他非常紧张，发挥失常，连话都说不清楚，自然文理不通了。

心理素质不好常常会吃闷亏，吴兆骞因为发挥失常，顺治帝误认为他是通过作弊过关的，将他流放到宁古塔。直到康熙二十年，在纳兰性德的平反下，吴兆骞才被赦免，重新回到京城。

顺治帝对江南科场案进行了严厉的查处，主考官方犹、钱开宗斩立决，其他十五名考官也被处以绞刑，家产充公，妻子儿女没入官。一些作弊的举人被重打四十大板，没收家产，并和家人一起流放到宁古塔。

顺治对科场案非常重视，这在今天看来是无法理解的，现在考试作弊实在是太普遍了，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重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不光是维护皇权，也是维护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一旦科举腐败，草根阶层想要向上流通实在太难了。顺治的处罚虽然重了点，但他的做法无疑是深得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