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以后,由于长得靓,丈夫老是担心她红杏出墙,落下了疑神疑鬼的心病。他家隔壁住着一位举人公子,名叫杨乃武。葛品莲见杨公子一表人才,非常担心妻子看上他,两人勾搭成奸。他常跟母亲谈起这件事,请求母亲把俊俏的媳妇看紧一点。
有一天,葛品莲患急病身亡,他母亲喻氏怀疑毕秀姑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了亲夫,请人写了一张状纸,把毕秀姑与杨乃武告到县衙。
杨乃武性情耿直,平日看到地方上不平之事,总是好管多说,爱找官府的麻烦,因此得罪了知县刘锡彤,被视为眼中钉。
刘锡彤接到报案以后,见毕秀姑生得美貌,而杨乃武又是自己的对头,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早就听到过有关被告的风言风语,心里有了成见,便给杨乃武定了个“夺妇谋夫”的罪名。杨乃武和小白菜自然不肯认罪。无奈酷刑逼供,屈打成招。“小白菜”被县官认定“谋杀亲夫”,判处凌迟处死。杨乃武的罪名是“通奸杀人”,判处斩首示众。
好在此案还要复审,必须上报杭州知府审核。不料知府维持原判,上报浙江按察使署。省级官府草率从事,维持原判,上报刑部。
在这个关键时刻,杨乃武的亲属几次进京上访,江浙朝野人士同声支援,惊动了慈禧太后。清廷将此案下发给浙江巡抚杨昌濬,令他会同有关衙门,亲自审理。清廷还不放心,又派出以清正而闻名的刑部胡侍郎,作为督察员,前往案发现场,进行调查,提审犯罪嫌疑人。
最后,杨昌濬将人犯、案卷和尸棺押解到北京,由刑部等衙门三堂会审。
杨昌濬为了维护湘军集团在浙江的地位,不愿让这桩冤案昭白,铸成了一生中的大错,给自己戴上了一顶昏官的帽子。
其实杨昌濬并不是一名贪官,甚至也谈不上昏庸。除了在这个案子中的表现,他可谓一名清廉干练的官员,而且有良好的品行操守。
这个湘乡人出身贫困,七岁时因聪明好学,得到免费进入蒙馆的奖学,十三岁接受同乡刘蓉的劝告,游学于罗泽南门下,后以童生考中秀才。
杨昌濬年幼时,父亲为他抱养了一个姓陈的女孩做童养媳。他中秀才后,亲戚们怂恿他的母亲退婚,他坚决地加以制止,此后与陈氏恩爱一生。
他在1852年跟随罗泽南团练乡勇,第二年随湘军转战湖南、湖北和江西。从1860年起,随左宗棠到江西和浙江镇压太平军,历任知县、知府、盐运使、按察使和布政使,从1869年开始代理浙江巡抚。他在清末算得上一个循吏名宦,他的言行风貌,颇多供人观采启迪。
杨昌濬秉性随和,凡事都爱息事宁人。为了袒护下属,他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的审理中,专横跋扈,无视舆论,一意维持州县的原判,成了一个昏官的典型形象。这场官司也因此而一时无法结案。
春天,席宝田镇压了贵州的苗民起义军,军事行动结束。湖南边境没有需要防守的地方,然而水陆湘军并没有解散。省城城守,悬火打梆,好像是防备起义军杀来。如此持续了几年。
1874年,同治十三年(1)
377
左宗棠没有进入新疆,坐镇甘肃,淘汰陕西和甘肃的驻防军,将营改为旗,以节约粮饷。他下令成立甘肃织呢总局和甘肃制造局,以及兰州火药局等机构,为后世发展西部工业打下了基础。
这时日本人侵犯澎湖列岛,李鸿章上奏,请调驻扎陕西的刘铭传所部赶赴山东,计划渡海增援台湾。
左宗棠担心陕西邠州和乾州兵力空虚,要求穆图善从泾州的驻军中拨出五个营,接手乾州的防务。
对于海上的侵略者而言,到这时为止,清军多少有了一些威慑力量。福州船政局到这年2月为止,经过近八年运作,造出了十五艘轮船。从这时起,日意格等人及几十名法国籍工匠,按照合同的规定,全部从船厂撤走,厂务和技术,都由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接管。“新造诸船,俱用华人驾驶。”
福州船政局非常节省。建厂费用,只有四十多万两银子,到本年为止,总共只用了五百三十五万多两银子。
但是,日本人仍然遏止不了自己的野心。日本政府于2月6日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4月份,日军组成所谓的“台湾生番探险队”,由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领三千人的舰队侵略台湾,在琅峤登陆。
日军于5月份侵犯台湾基隆,5月18日,日军开始与台湾当地居民交战。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等战死。江海戒严。清廷下诏,重新起用湘军名将蒋益澧,要将边防军事交给他办理。蒋益澧刚到京城,旧病复发,不久在北京去世,享年五十岁。清廷将他官复原职。
清廷得知日军侵犯台湾的消息后,立即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并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直赴台湾。沈葆桢等到达台湾后,一面与日军交涉,一面积极备战。
7月,日军以龟山为中心建立都督府。
7月21日,清廷召曾国荃、杨岳斌和鲍超等人入京,筹划增援台湾抗击日军事宜。
日军由于不服台湾水土,士兵病死较多。日本政府考虑到不能立即军事占领台湾,于是转而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三十四岁的湖南慈利人孙开华是鲍超旧部,为了加强东南海防,闽浙总督李鹤年上奏,请调他的擢胜营开赴厦门。清廷准奏,任命孙开华为代理福建陆路提督。
四十七岁的浏阳人李兴锐奉命办理机要,并赶赴江阴、狼山、吴淞和崇明等地视察,择险设守,指挥部队修筑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