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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那些家伙见我这个样子，说我需要来一场治疗。他们把我与一个家伙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曾经吸过毒的人——他命令我做各种离奇古怪的动作。我不得不照着去做。

他对我说：“看这面墙。靠近墙，摸这面墙。”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一连好几个钟头。我触摸四周的墙。不一会儿，我就烦了：“瞧，这该有多么蠢。你疯了怎么的？让我安静一会儿，够了，受够了。”他不停地笑，劝我继续坚持。后来他又让我摸其它的东西。直到我精疲力尽，我扑在地上大哭。

他笑了。当我稍稍平静一点几时，他又让我从头开始。我变得麻木了。甚至在下达口令之前，我就机械地去摸墙。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这一切赶快结束吧。”

五小时之后，他说：“行了，今天就到这为止。”我感觉很好。他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仪器，是手工做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吊在两个盒子之间的挂钟。那家伙命令我把手放在那儿，又问我：“你感到好受吗？”

“是的。现在我能感觉到我周围的一切。”

那家伙看了看挂钟：“它没有动。这么说你没有说谎，一切正常。”

原来那个奇怪的东西是测谎器。它是这个教派最崇拜的一件物品。总之，我很高兴挂钟没有晃动。对于我来说，这表明我感觉很好。为了摆脱海洛因，我准备好了什么都做，什么都信。

那里尽是些意想不到的事。例如，同一天晚上，克里斯塔发烧了：他们让她摸蜡烛，问她那是热的还是凉的。一小时之后，她的烧就退了。

这一切使我非常震惊，以至第二天早上，我跑到办公室要求再次进行训练。整整一个星期，我完全陷入了该教派的幻觉中。我确实相信了这种治疗法。全天都安排满了：练习、做杂事。做饭。这些事使我们一直忙到夜晚十点钟。没有一分钟思考的时间。

惟一使我紧张的事，就是饮食。我并不太挑剔，但是我很难咽下那里的饭莱。按我们付给的钱，伙食是能够搞好一点儿的。因为他们没有别的支出。指挥训练的人几乎都是从前的吸毒者，对于他们来说，这项工作也是他们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可以得到一点零用钱。戒毒所的老板们在另一处吃饭。一大，我看见他们正在吃饭：他们正在“消灭”一桌丰盛的酒宴！

终于，一个星期日，我有空闲认真思考一下。我首先想到戴特莱夫，这使我很难过。我问自己：“治疗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训练真对我有帮助吗？”我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得不到解答。我很想与某人多谈一下，但却没有对话者：这里，禁止相互间关系密切，这是该机构的主要规定之一。假如你想与戒毒所的同伴谈谈自己的问题，他们马上让你接受训练。自从我进了这里，我就没有真正与人交谈过。

星期一，我冲着办公室啐了一口唾沫。首先抗议饭不好。再有就是他们几乎把我的三角裤偷光了。我无法钻进水房去，因为管钥匙的那个女人还在城里消磨时间，以便注射毒品。再说并不是她一人这样。这类家伙我很讨厌。我被强迫训练和干杂活儿弄得精疲力尽，我的觉也睡不够。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治疗法倒不错，但是它们不解决我的问题。这一切，说穿了，只是训练。你们试图训练我们。但是我需要一个能向他诉说我的问题的人。我需要时间来同我的问题作斗争。”

他们听我说，什么话也没有回答，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在这之后，我得到了补充训练的机会。训练持续一天，一直到晚上六点。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变得麻木不仁。管他呢，反正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行了。我妈有一次来看我时说，社会保险公司把我进戒毒所的那笔费用偿付了。有国家负担这类费用，这就行了。

戒毒所里的其他寄住者比我的问题还多。例如，嘉比，她爱上了这里的一个家伙，非常想与他睡觉。她傻乎乎地去告诉老板们。结果呢：加上了补充训练。她与那人接过吻，这事被发觉后，两人被当众奚落了一顿。嘉比当晚就逃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她的恋人是一个指挥训练的人，据说戒毒已经好多年了，他几天后也走了。他又重新成了一个吸毒者。

实际上，戒毒所的老板们并不担心吸毒者们接吻，而主要是想阻止我们互相结交。但是嘉比的情人在他们中间工作已经一年多了——他怎么能忍受与情人长期分离呢？

晚上很晚时，我们有片刻的娱乐时间。我总是利用这点时间与最年轻的寄宿者在一起。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但是在我们所形成的这个圈子里，没有谁到17岁。这是年轻的吸毒者们的第一次浪潮的产物：我们开始吸毒时，都还是孩子。可是两、三年后，我们成了一副鬼样子，因为在发育阶段，毒品对身体的损害比成年期还厉害。我们之所以聚集到这里来了，因为大家的理由都一样：别的治疗机构没有床位。

大多数人与我一样很快得出结论，训练不起多大作用。然而这里把两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住，彼此变得很爱开玩笑，打趣：两人可以吵闹。可以互相对望时，怎么可能在2个小时中保持严肃呢。他们不再让我们接受测谎器的检查。何必呢，因为我们都说训练不起作用。大伙儿捧腹大笑一阵儿，就结束训练。指挥我们训练的人越来越不知所措。

不久，我们谈话的主题就只剩下了一个：海洛因。有时候，人少时，我就讲逃跑的办法。

在戒毒所呆了15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计划。两个小伙子和我，我们化装成“大扫除小队”，多亏了我们的工具。印章、扫帚。刷子和拖把，我们顺利地穿过了所有的大门。我们三人高兴坏了。我们急不可耐地想注射毒品，以至如果不大“醉”一番，太不划算了。我们在地铁人口处分了手。我朝动物园方向坐地铁。我去找戴特莱夫。

他不在那儿，施特拉在那儿。她朝我点点头。她对我说，近来没有看见戴特莱夫。我担心他进监狱了。顾客也不多，稀稀拉拉几个散在角落里。我们去选帝侯大街。那里同样什么也没有。后来一辆卧车停下来。我们认识这辆车和开车的人，一个已经跟踪了我们多次的家伙。我们一直把他当成便衣警察。原来只是一个业余的小吸毒者。

他只对我感兴趣，但是也让施特拉上了车。

我对他说：“一次35马克。其它的我什么都不干。”

“我给你100马克。”

我不知所措。类似的事我还从未碰到过。那些在梅斯代斯大街溜达的家伙总是为了5马克斤斤计较。这个家伙开着辆旧车，却出口给我100。他告诉我他是情报员。好嘛，一个狂妄的家伙。但是这些往往是最理想的顾客；他们不计较钱：这也是一个自吹自擂的机会。

他最后真给了我100马克。施特拉立刻去买可卡因，我们就在汽车里注射。接着我们到旅馆去了。我与那个家伙呆在一起（施特拉在大厅里等我），他很宽宏大量，因为我完全处于迷醉状态——两个星期来我没有沾过毒品。我甚至不愿离开旅馆普通房间的这张窄床。

我与那家伙聊了一会儿。他有点怪。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家有半克海洛因，如果三小时后我们到选帝侯大街找他，他就把海洛因给我们。我又向他要了30马克，告诉他我们得好好地吃一顿。这点钱对他们这样有钱的人算不了什么，我知道他之所以乘坐这么辆破车，是为了蒙蔽敌人，不让人看出他是间谍，等等。但他还是被逮住了，他给了我钱。

施特拉和我又来到地铁动物园站。我并没有放弃找到戴特莱夫的希望。突然，一只黑白相间、绒毛散乱的小狗朝我猛跑过来，一下子跳进我的怀抱，它大概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只狗真棒，真像一只雪撬狗。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家伙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