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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桶金，奠定了往上攀爬的经济基础？

多少年来，报纸和电视上的新闻，每天都要让大家看到听到些干部们的工作事迹与成绩，但事实上，大都是些人为制造出来的正面新闻。媒体也不过是同属一个利益团体或被迫为之。政府面临要求征订一定数量指定报刊的来自上级的压力，还负担了为报纸提供新闻报道的数量性的任务。报纸的生存要依赖政府，而政府的作秀也要依赖报纸。正面的各种报道占据了民众视听内容的绝大部分，而一些必要引起重视的彰显真实、揭露事实的报道却被掩盖、被压制，甚至被妖魔化。事实已经完全背离了民众视线，真相亦确实异哉民众之所闻。

当古代的县老爷们坐着他们的大轿子招摇过市，民众所想到的是什么呢？当今天的县老爷们、乡镇老爷们，甚至是村老爷们坐着他们的高级轿车招摇过市，民众所想到的是什么呢？

从前，皇帝是出则随行甚众且入住行宫的。今天，他们不是皇帝。但是老百姓常常见到他们警车开道，长列十数辆甚至是数十辆高级轿车随行。在他们入住高级酒店的时候，轿车稳稳当当的停在酒店的门口，不等酒店的保镖走近，不等随行司机出车开门，就已经有了低其一层的官员身手敏捷的为其打开车门了。这就是所谓鸣锣开道和前呼后拥了。可想而知，他们受到的拥护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或许，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很多不见容于正统历史记载与主要新闻传播方式的历史与事实，或许正好让我们觉悟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表面之下的内容。

愚蠢的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认为一定量的私有财富是个人自由的基础，认为公有制社会是自由社会的反面。于是另一个更加愚蠢的家伙决定，先让一部分人拥有自由，接着让所有人都拥有自由。然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只能是资本主义，因为那先富的，要获得自身财富的合法性。同时，财富，尤其是巨大的财富，本身就是统治权力。让所有人都同等富有，只能意味着原本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统治权力的丧失。于是乎，一样东西，我们明明正在失去，有人却还要让我们觉得我们正在获得它。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极度的富贵奢侈与极度的苦难贫困共存于我们的世界。极度的富贵奢侈与极度的苦难贫困共存于我们的国家。最为令人不安的真相是：我们一直生活于国家政治生活的表面。

我们所面临的是政客的演艺化。政治对于政客们，越发倾向于成为一门表演艺术。亮丽的外表和浮华的表象之下是被掩盖的丑恶和有毒的肮脏。

常常有谣言散布于民间，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传统文化现象，也常常是达成政治阴谋的手段的一部分。但那不见容于正统历史记载与主要新闻传播方式的历史与事实，却也常常存在于口笔相传的民间。

大多数人乐于为漂浮于国家政治生活表面的东西所迷惑。私有制，甚至令民众迷失在以自身利益需求的私利性满足为评价是非之标准的意识局限性之中。大资本家，往往正是大慈善家。一些捐款活动，贪官总是捐的最多，奸商也当仁不让。在乡下搞帮扶，贪官的帮扶对象最多。在人皆不见或视而不见的世界，贪官固然是贪官。但在人皆可见的世界，贪官有能力帮助很多人，有能力成为更多人的恩人。于是乎，越是*产主义、代表官僚主义价值观的贪官，越是*产主义、代表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奸商，越是得民心。

我们身处一个清官被*被打压、贪官被提拔被美化、公有制和毛泽东被妖魔化、私有制和资本主义被大众诚心膜拜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必须要意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必要的武装力量，必须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必须要清醒的看到无数丑恶现象的本质。

没有了毛泽东思想，只能意味着：被洗脑、被统治。

五

我不能确切的说出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那时候，中国农村还很落后，而农村所普及的也不过是黑白电视机。上个世纪９０年代的一节课堂上，一位值得我们所有学生尊敬的农业技术老教师，将发生在那个年代的几个自己耳闻目睹的真实故事告诉了我们。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中西部某落后省份。

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乡里，在建设一个大型水库，该乡所在县市的数十个乡镇都将受益于这个大型水库，水库能够有效的解决地方上持续了数十年的干旱季节惯例性的遭遇严重旱灾的情况。于是在当地政府的规定、动员、号召下，数十个乡镇的数十万农民都开始按人头出钱出工并兴奋的追加捐款。历时长久，终于把水库给建设成功了。可是后来却透出一个确切的消息，原来上面拨出了上亿的专项资金，根本不需要什么出钱出工。于是就在水库工程验收的那一天，得到消息的上万愤怒的农民们带来了他们当初挖筑水库的劳动工具，把乡里的县里的市里的，还有省里来的十几辆小汽车全给砸了个稀巴烂，还齐齐赶往附近的几个乡镇将政府财物建筑都给砸了烧了拆了。

一个故事说的是，在一个算不上特别贫困的乡村，有一个寡妇欠了乡政府几十圆的税费，乡长在一个赶集的日子里将她家里的一台黑白电视机抬走了。寡妇在集市里独自泪流满面，这时候，就有热心人过来问候。寡妇把事情讲了出来。随后便发生了一件影响比较大的事件。竟有数千的群众赶往那个乡政府，同样也是将政府财物建筑都给砸了烧了拆了。

在那两个故事里，有太多的内容。我不觉得那些农民都是暴民和刁民。在那群情激愤的背后，有着太多长久以来为他们所眼见并忍受的几乎不能为人容忍的事实。沉默中有麻木的形成，但也有愤怒和仇恨的积蓄。

在澳洲，安乐死是非法的。一九九六年，澳洲的北领地通过了全球第一个允许自愿安乐死的法律，同年九月一名六十六岁的癌症患者成为援引此法结束生命的第一人。但是澳洲联邦国会在六个月后表决推翻了北领地的这项法律。

曾经有一百多位澳洲老人从墨西哥非法进口镇静催眠药nembutal，他们不顾nembutal在澳洲属违禁药品的事实，也不顾及非法持有者最高可处两年徒刑的相关法律条文。

一批支持安乐死的澳洲老人曾经为维护自己和其他也希望安乐死者的自由与权利，不惜私自尝试生产可供作安乐死用途的药物，并取得初步成功，更计划扩大生产，好为自己和其他不想生存的人提供药物作自杀用途。据说，老人们打算在澳洲其他城市再设立四家这类后院药厂。而准备参与制造这类安乐死药物的老人，约有800名。

一名参与制造这类安乐死药物的老人说，澳洲未将自杀列为非法，却禁止持有安乐死药物，想结束生命的老人只好服毒自尽，实在太不人道。另一名老人则说，我们迫不得已要这样做，觉得十分愤怒，因为我们需要这些药让我们安详离世时，却又无法得到。了结自己生命并非违法，那为什麽获取安乐死的药物是违法呢？

在生活质量恶劣，对社会再无用处，很想了结生命的情况下，社会应该阻止老人们得到安乐死药物吗？社会竟然坚持认为不应该让他们获得这种药物。只因为社会是由年轻人所主宰的社会吗？老人们失去了制定社会规则的权利。他们因为年老而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之沦落世间，正象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因为人要吃羊肉，所以人就要杀它们。羊不会去问：你们凭什么杀我们？即便它们问了人们，人们也不过是回答：因为我们要吃羊肉。羊不想被宰杀，但是羊并没有选择不被宰杀的权利，因为羊不能够与人争斗，羊也没有获得胜利的可能。老人们也想要安乐死，但是老人们并没有选择安乐死的权利，因为法律规定为如此，而依靠他们的实际社会影响力，却并不能使得安乐死合法化。

规则总是掌握在强势群体的手中，在强势群体看来，规则是正确的，符合规则的思考和行动也才是正确的。弱势群体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利，他们只有被规则主宰的无奈。我常常想，权利这个词汇是很虚假的，因为它只能来源于自身实际影响力、势力与实力。

在一个贫富分化、权力两极分化的世界，谁能保证不同强弱的对立的人群的势力均衡？政府？然而，从古至今，人民正是相对于政权掌握者的弱势群体。

在古代中国，在那举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黑暗时代，土地哪怕就是归属于农民自己，他们也得向国家交纳税赋。皇帝老儿的官吏向民众收取税赋的时候，他们说的不只是天经地义这四个字，更多是是关于为什么天经地义的解释：什么得养着军队、官吏和皇帝来抵抗外族入侵、主持公道、抓住凶手、捕获盗贼等等。至于皇帝老儿以税赋所供养的那帮公差啊官吏啊，他们真的就只是做点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利益、保障百姓安全的好事吗？他们几乎从来不只是如此，他们自身沦为一个依仗公权的利益团体，公权私化，日日假公济私而已。

到了那个利益团体贪婪无比，完全无视民众利益的时候，民众毫无办法，因为他们是相对于政权掌握者的弱势群体。他们虽然在数量上是多数，但是他们心理却从来就不知道真相，他们顺应了统治者的逻辑，将有组织性的奴役当作为少数人的*，认为国家是恶人当道，只需要清除恶人，便可以改变现状。他们中的一些所谓道德志士和有影响力的文人名家，竟将改变国家现状的希望寄托在崇尚道德、宏扬儒家的国家大道的风行，他们希望正派人士能够彻底挫败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他们希望皇帝能够在他们的批评下以民为本。

但当几乎所有百姓的希望都破灭，所有百姓都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团结起来造反，从而推翻了前人的*，创建了新的政权。那个新政权，好象是成为了百姓们的政权了。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百姓们仍然是相对于政权掌握者的弱势群体。百姓们一惧惮于军队，二惧惮于官吏与公差。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利益结构，他们仍然是被奴役的群体，只是他们仍然不知道自身正被奴役。他们知道的只是：他们收取赋税天经地义。他们或者还知道：有一些官吏很*。但是他们永远不敢去想，也没有权利，从来没有丝毫权利去清楚的了解：那一个政权组织，到底取之于民几何？又用之于民几何？他们所取之于民的，到底用于何处？而这正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有组织性的奴役与少数人的*之间本质性的差别所在。没有监督政府财政的权利，正是他们作为弱势群体最大的弱势所在。于是乎，赋税所得被用于建立妄图永久性剥削、欺压、统治和奴役他们的工具。

黑暗的时代中，衙役们作为主要的统治工具成为统治阶级恶霸的主体。然而，如果不肯同流合污，很多现任衙役就是被衙役管制和欺压的对象了。一个人还好，要是有家人，怎么养活家人？工具不过工具而已，打倒工具有何意义？只要支配工具行凶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还在，工具们总是前仆后继。

然而，工具们前仆后继，使得工具们前仆后继的被统治者因此而付出代价，这一切，都是无关于统治者而只属于被统治者的悲剧。

于是乎，利用被统治者压制被统治者，被统治者没有杀死统治者，却杀死了迫于生活压力而不得不干走狗和帮凶的被统治者，是统治所造成的最大的悲剧。。。。。。

历史上，那样的悲剧无数次的发生着……

在那两个故事中，乡民们砸坏损毁的财物，后来当然是使用国家税收予以重新制备，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我想起那两个故事的时候，我总是不免怀念起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毛泽东。

六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曾对他的一位亲戚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谁要是搞*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

人类作为强势生物统治地球的后果是，人类越来越多，动物越来越少，很多动物甚至绝种。官僚作为强势人群统治的后果是，官僚的等级制将不被质疑不被反对。殖*义有多种，美元殖*义、商业家族殖*义、政治集团殖*义，在每一种殖*义的背后都是一种利益集团。精于史学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有这种官僚主义的文化基因，将官位看作为利益的来源而非奉献的机会和责任的归属。

保罗。斯威齐认为，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发展成为反革命，即革命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就成为既得利益者而趋向保守。而且这种保守很容易导致旧的权力结构的再生，即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将重新使社会分裂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久而久之，一个开始时富有活力的、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跟它大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其实，这就是后来被妖魔化的*的由来。

毛泽东在书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时候所确立的*精神是：共产党的合法性来自于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毛泽东这五个大字，简单的将提供行政、司法、立法等公共服务的共产党所主导的人民*专政之政治系统定义为为人民服务集团。在深刻理解这五个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明了的是，在毛泽东的内心，如果名称为共产党的假共产党或只是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的假共产党，在实际上，表里不一，掠夺、奴役人民，站在残酷剥削奴役人民的资本家一边，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就异化为一个非法的集团，异化为一个*的集团，异化为一个犯罪团伙。在这个集团的成员，有违这个集团宗旨的时候，就是*的。在他们*的时候，就需要反*。

我曾经听到的一个疑问是：如果毛泽东是个大恶人，谁来监督毛泽东？很多右派学者以为这实在是对于左翼阵营的致命一击。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事实却是：这个问题，正是毛泽东本人所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也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的时代，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毛泽东本人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所以，毛泽东本人，也是对于毛泽东的时代持有批判态度的。毛泽东的时代并不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但少数人却拥有统治多数人的权力。所以毛泽东对毛泽东的时代，也反对。毛泽东所不满意的毛泽东的时代最大的可能就是向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演变。我们的时代的出现是毛泽东所不满意的毛泽东时代的必然结果。没有这个人和那个人，也会有其他人来改变历史。所以毛泽东一直在认真考虑的问题即为：如何有效的反修防修，如何通过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制衡来自内外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和来自内部的官僚主义势力。

在支持公有制的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财产必须公有，权力也必须公有，即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在社会主义，既要防止公共财产被私有化，但也要防止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