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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页）

老话儿说，人一辈子得经过“三病三灾”，没有谁是平平安安过来的。

这话我信。

我被招工了，是知青点最后一个离开的，我们五个人，老大嫁了农民黄三圈；老二撂挑子，自个儿回了北京；老三当空军去了；老五死在后顺沟……剩下老四我，城里来招工，不该我走也得我走，后顺沟再没有知青了。我属于扒堆的菜，没有挑头，在招工人面前，支书和发财把我夸成了天下第一好女子，能写文章能作诗，干活不惜力，非常听毛主席的话，一心跟着共产党走……要多好有多好，工厂若不要我，那是吃了大亏。招工人对我“自由职业”的出身提出异议，老支书说，逑，自由职业就是没人管着自觉干的职业，咱后顺沟的贫下中农都是自由职业，地富反坏想当自由职业也当不成。

招工人问我，你爸爸到底是干什么的呢？怎个自由职业法？

我说我爸爸是教书的，是美术教员，在江西红军那会儿就给红军教美术了。招工的说，这么说是老革命了，三十年代初的红军干部，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再小也是省军级，你的出身怎不填“革命干部”呢？傻呀你！

我说，我爸爸虽然革命早，但是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招工的说，这就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了，我们能理解，很多地下工作者都是这样的。那么你爸爸解放以后身份公开了吧？

我说，他是政协委员。

招工的说，你看看，我说共产党不会亏待为党作出贡献的老干部吧！

打了一个又一个的擦边球，我母亲传给我的那点小机灵、小聪明这会儿全用上了。我对组织说瞎话了么？没有，我说的都是实情，只不过彼此的理解有差异罢了，怪不得我。老支书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娃她大人解放以前受大苦咧，被反动派生生在监狱里关了好久，还拉出去陪绑，到底人家也没叛变革命，立场坚定得很很。

老支书说的也是实话，我父亲不是没有叛变革命，是他压根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他没的叛变。

招工的很满意，留下15块钱路费，留下张表格，让我一周后到西安彤云机械厂报到。拿着那张招工表，我和支书他们都很激动，麦子说，老四，你这回又变回城里人了。

支书说，进了国防厂，由贫下中农行列转入了工人阶级队伍，成了“领导一切”的人，我们都成了你的部下，往后有什么要帮忙的甭客气，盖房子、伺候月子，咱后顺沟有的是人手。

从进入后顺沟到离开后顺沟，整整四年。走的时候老乡们都站在崖畔上为我送行，他们穿着棉袄棉裤，抄着手，默默地看着我走上出山的路。驴背上驮着我简单的行李，还是那个塑料布包着的铺盖卷，不同的是比来时大了许多，被褥变成了里面三新，是麦子和后顺沟的婆姨们给做的，大红花的被面，土格子布单子，完完全全是一个农家子弟的装备了。

我以一个土农民的模样进了工厂，到人事科报到，管人事的女干部将我打量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跟招工那张表不同，这是一张很详细的表，一共四页，女干部说一定要如实填写，不要涂改，它是要进入档案的。这样一来事情便显得有点儿郑重，女干部并没有让我坐下的意思，我只好趴在她的桌上做这件很重要的事情，从姿势到思想都有些仓促。这张表格在亲属关系一栏注明要上述三代，连同亲族，每个亲属后头都有政治面目政治表现一栏……我说过，我是趴在女干部的桌上填写表格的，在干部的炯炯目光下，我脑袋冒汗，浑身哆嗦，没有了任何打擦边球的能力，一切都如实招来，……大哥是国民党中统，逃窜台湾，二哥是三青团中队长，在牛棚关押，祖父跟皇上跟太后有着亲戚关系，父亲是皇上派遣的留学生，姑且按下这些不提，就是我的父母死于同年同月同日，也是件很蹊跷很不好解释的事情。

女干部将我填就的表看了半天，抬起头把我看了两眼，没说什么，拿着表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了。大约过了半个钟头，才回来，身后跟着一个男干部，男干部穿着军装，红领章红帽徽，女干部管他叫廖主任，好像是军官会的。廖主任看我的目光冷静而犀利，一双眼刀子一样，一直剜到我的骨头缝里，我立刻后悔了，觉得自己来错了地方，招工对我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女干部让我回宿舍等待，说分配工作还得等一段时间，这期间组织上还要做些调查了解。

自始至终，那位廖主任没说一句话。

国防厂政治条件要求严格，“内查外调”是必然的，一周后接到通知，在结论下来之前，先安排我到农场锻炼，如若政治不合格，我将被退回后顺沟，继续当“插队知青”。我倒是不怕被退回去，可是退回去实在是件很说不明白的事，县里欢送会都开过了，大红花也戴过了，腆着脸又回来了，怎么档子事儿呢。

工厂本以为招了个红彤彤的“革干”子弟，却不想越扯越复杂。去后顺沟招工的那位老几，可能肠子都悔青了。

农场在渭河与罗敷河交汇处的罗敷河畔。

这时的“文革”已经到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说它特殊是形势紧张，人人自危，大帽子满天飞，私下老百姓“斗争”的心劲已经散了，官面上仍旧“左”得厉害，“评法批儒”，批判宋江，批判孔老二，谁也闹不清千百年前的古人得罪了当今哪位，让我们来声讨。我所在的农场是几个大国防工厂联合筹办的，从各厂发配下来一批不好管理的年轻人和职工干部，说是响应号召，其实是推卸包袱。罗敷农场属于三门峡库区范畴，每到涨水时就会被淹，淹也就是淹几天，水退了庄稼照样生长。那些联合收割机在平整的滩地上开动起来，轰隆轰隆，真跟电影里演的似的，“麦浪滚滚闪金光”。农场里有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城里的国防厂不缺钱，不缺人，机械师至少是四级工以上水平，我在的青工班在这儿只能属于小力笨，场领导和老师傅们平日连正眼看也不看我们。

青工班里就我一个女的，场长给我配备了一个有红十字的药箱，说平时参加劳动，农场谁有了小病小伤可以到我这儿来抹药。这让我想起了死去的赤脚医生王小顺，我问场长，我算不算赤脚医生，想的是如果算，至少得让我出去学习几天，王小顺还培训了三个月呢。场长说，你算屁医生，你顶多是个半吊子卫生员，给你个药包，你还拿着鸡毛当令箭了。我的确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了，事后打开药箱一看，所有药都是过期的，一瓶红药水只剩了一个硬底儿。

每天都开批判会，我们从那些批判文件的字里行间了解到了另一番天地，了解了先秦诸子百家，了解了商鞅、李斯和董仲舒什么的。常常地有城里大学教授一级人物到农场来，上午跟着我们一块锄玉米地，下午给我们做辅导报告，讲解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背景，讲秦始皇如何在西安东面的洪庆坑杀了几百儒生，嫪毐如何跟始皇帝的娘偷情，给秦始皇养出了小弟弟……我父亲讲的多是传说，大学教授讲的可全是历史了，货真价实，板上钉钉的历史。我们是从各车间抽调的青工，平日文化生活很单调，尽管能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却不知孔丘困于陈蔡，商鞅车裂于咸阳，更不知宋江打过方腊，好汉燕青和妓女李师师还有一腿。大家听故事一般，听得认真，还做笔记，教授就越发讲得来劲，太阳落山了，西岳华山的莲花峰在夕阳的余晖下熠熠闪烁，仍没有结束的意思，说是晚上在谁的铺上挤一宿，明晨再回城也不迟。现在想，那些教授回去也没事干，学校都被工人阶级占领了，还不如扎在我们这儿舒坦，至少他还能讲讲“商鞅变法”，过过上课的嘴瘾。

自从离开北京，除了后顺沟的老支书，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家里的事情，老支书是个厚道的、有政治经验的人，他是在千方百计保护我。

父亲最终也没逃过劫难，起因自然还是刘成贵那个不亲的造反儿子卫东彪，逼死了自己的父母不说，紧接着把矛头指向了我父亲，抓住“镇国将军”头衔死死不放，说要一抓到底，揪出那条封建主义又黑又粗的老根。老根是谁，是宣统溥仪，溥仪让国家保护起来了，抓谁呀？一切都成了虚的，卫东彪这样做不过是想表现一下而已。刚开始是母亲被拉出去游了街，折腾母亲，是为了震慑父亲，造反派循名责实，更大更残酷的斗争是对着“镇国将军”的。父亲身患癌症，已经病入膏肓，斗他，随时有咽气的可能，斗母亲比斗父亲似乎还更有意思。母亲是南营房旗兵后代，一生不肯受委屈，是宁折不弯的主儿，造反派打她，她对着顶，卫东彪把母亲按在地上，连剃带薅，把她的头发剃去半拉……

看到满地的美丽青丝，母亲的眼泪下来了。

窗外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墨迹腥臭，在热风的吹拂下唰唰作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硕大黑字滴墨如血，让人触目惊心。这天，天气闷得厉害，浑身的粘汗从早晨就没有干爽过，让人很不自在。我早晨喝了一碗棒子面粥，到太阳落山，再没有任何吃食入肚，也不敢说饿的话，因为父母亲都没有吃饭的机会，也没有吃饭的意思。造反派撤退以后，母亲开始做晚饭，油汪汪的一小碗干炸酱，两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一碟很罕见的煮青豆，半碗水萝卜丝，摆在了饭桌上。青豆、黄瓜和萝卜是面码，它们来自后园那片简陋的菜地。菜原本是莫姜种的，莫姜走了，菜地就荒了，大葱、韭菜随意地长，长出了长莛，开了花，老得除了纤维再无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