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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有些东西就进入了我的小说。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着基本的真实。

幽默的代价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莆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在阿Q面前连月亮

都不能说的。但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1957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对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反党。毛泽东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的光辉教导变了，说县委就是县委，省委就是省委，中央就是中央，反对一级县委或省委，不是反党。于是除了他本人，谁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祖国江山一片红；于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都是后话，要紧的是按照他老人家1957年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自然就是攻击党。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生命运逆转了。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中国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完全像中国作家写的小说了。中国同捷克山隔千重，水隔百渡，发生的故事竟如此相似。记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头有句很文学的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这幽灵二字在这篇惊世雄文中自然不是贬义的，但也许马克思播出了龙种而收获了跳蚤之后，幽灵二字在当年中国或捷克不但贬义而且恐怖了。环宇之内，同一种幽灵笼罩下的土地，无一处能幸免于难。

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1957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开始与时俱进。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

不过，也未必尽然。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而现在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个顺口溜说朋友的标准是：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

常识性困惑

终于逃离官场，可以过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写作生活了。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自在还需自寻心境。有道是“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幸好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宿将，只是在官场迷迷糊糊地走了一遭，仍有许多懵懂之处，拿来说说，图个快活。

记得刚踏进官场，对一个名词的感觉特别深刻，那就是：印象。而且据说最最要紧的是第一印象。好心的同事告诉我，谁谁本来很有才干，就因为某某偶然事件，在领导那里落了

个不好的第一印象，他就背时倒运；谁谁就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在领导那里印象坏了，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直到退休都还是个普通干部。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我可以看见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一副落魄不堪的样子。刚参加工作时，我还很有些抱负，总想有所建树，便处处谨慎，事事小心，惟恐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慢慢地，我好生困惑，发现这印象之说真没道理：那些所谓领导，嘴上那么堂而皇之，而知人用人怎么就可以凭他的个人印象呢？原来官帽子就是他们口袋里的光洋，想赏给谁就赏给谁，就看你是否让他看着顺眼！

老百姓说得激愤：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尽管这是极而言之，却实在道尽了官场很多失意者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看法，也是我困惑的一个词儿。看法多是用作贬义的。官场上，你跟谁透个风：某某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被吓个半死。看法坏了，你再怎么兢兢业业洗心革面都徒劳了。领导们总相信自己是很英明的，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对人的看法。宪法太大，一般人也难得去触犯。刑法或别的法，判得容易，执行却难。目前，无法兑现的法律判决多着哩！而看法却是现碰现，领导今天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怎么做都不顺眼了。看法会让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还有就是组织，也让我大惑不解。组织好像一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某某领导要重用你，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要修理你，也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想把你凉起来，同样说是组织需要。你若不想任人宰割，准备摆在桌面上去申诉或控辩，他们会说你不服从组织意见，或说你对抗组织；而你私下发发牢骚，又可能成了搞非组织活动。有些人就有这本事：把什么事都放在组织名义下，弄得堂而皇之。无可奈何，官场中人都是组织内人，纵有满腹委屈，只要别人抛出“组织”这个词，就只好隐忍了。面对冠冕堂皇的组织，他们只得失语。

所谓尊重领导，我也是颇为质疑的。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腐，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的。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这尊重领导，骨子里就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

凡此种种，在彼官场，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我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这种德行，在官场还呆得下去？还是早早逃离的好。

发明一种文本

文坛一直时髦着文本探索或创新。我是最没有创意的写作者，总羞于同各路高人谈及文本问题。有心者介绍进来的一些西方流行文本，我也懒得研究。也不是狂妄自大，只是觉得那些洋玩意儿怪怪的，不对我的脾胃。

可我今天忽发奇想，以为自己也可以发明一种很可爱的文本。我是阅报得到的启示。我目前侧身的所在，最大的好处就是报刊多，总有上百种吧。信息量自是极大，政治、经济、

科学等等乃至各种奇闻轶事，都可尽收眼底。像我作小说的，总是苦于肠枯脑干，现在又不太提倡深入生活了，而自己天天所处的生活又不太方便写，总免不了有些自作多情的先生或女士对号入座。但写小说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手痒，不写不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报刊上猎取素材。什么卖官买官、行贿受贿、杀人越货、坑蒙拐骗，等等等等，天天都见诸报端。不妨就取这活生生的世间百态，接花移木，稍加敷衍，就是绝好的小说了。

有人肯定早哂然笑之了，觉得我这招术并不新鲜。有典可考，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因为一桩凶杀案的报道诱发了灵感。朋友们或许误会了，其实我的这种文本，与斯汤达大异其趣，基本格式（或叫体例）是：先将报刊上的奇闻趣事原文照录，接着就是本着前面真人真事而虚构的小说情节。摘报用楷体，小说用宋体（若翻译成英文，可考虑用书写体和印刷体相区别）。这样，一本小说，从视觉效果（前卫人士称之为视觉冲击）上看，就是一段楷体，一段宋体，交相印衬，版式也很好看的；从内容上看，真假齐备，虚实兼有。阅读自由度也很大，只想看小说的，跳过楷体字就得了；只想看真实新闻的，那就跳过宋体字；真假虚实都想看的，就一气儿读下来，想必更有意思，那种阅读快感绝对是说不出的好。

采用这种文本写小说，好处多多。对号入座者只好哑口无言了，知道小说的原型不是他自己。哪怕他同小说的原型再怎么英雄略同，也不好说什么了。其实这也不失为一项善举，可以让有些读小说心神不安的人放心落意睡个好觉，免得影响了革命工作。他们一旦知道某篇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写他自己，就襟怀坦荡荡、俨然君子状了。他们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向上级或朋友推荐一本反腐败的好小说，而这小说本来足以让他心虚的。他们也就有可能居高临下地夸夸某些作家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而本来这些作家应该让他恨之入骨的。

这种文本的创作，还可给有些看了小说免不了犯傻的体面人启蒙些文学常识，让他们知道写小说原来就是揉面团。揉面团是我的说法，其实这意思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的。他有段很经典的话，可惜我记不全了，似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