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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龙泉驿是中国最大的水蜜桃种植基地,漫山遍野桃树成林。每年春天桃花盛开的时候,成都市民都要拖家带口,三五成群,施施然而来,在这里举行他们的狂欢节。这一天就更是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因为东方电视台和成都电视台要在这里现场直播大型文化电视节目《花开中国·花重锦官城》。

沾衣欲湿的杏花雨飘逸地弥漫在空中,把满树桃花抚弄得娇艳欲滴。四川省和成都市的领导人,也戴着旅游者的小红帽,和成都市民们一起谈笑风生。这时,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他们心头的沉重。事实上,就在这天,就在这里,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告诉我,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经过慎重考虑和半年试点,成都市已在五个月前正式全面启动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他们决心用这把利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魔障,从根本上解决成都的“三农”问题。

这当然并不容易。

谁都知道,“三农”成为“问题”,真是千头万绪,说来话长。尽管也曾有过相当的关注和不懈的努力,“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三句话,仍然挥之不去。毕竟,冰冻三尺,本非一日之寒。解冻,也就不可能只需要一天两天。就说成都,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虽然算好,却还是有一些地方至今没有改变靠天吃饭的窘境,也未能解除部分农民的返贫之虞。这些丘区和山区占全市土地面积多大比例呢?丘区%,山区%,加起来竟达六成!何况还有教育、医疗、文化、社保等诸多社会建设问题。这么多问题加在一起,一个“城乡一体化”就能都解决了吗?

次年7月底,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又来到成都。曾经开满桃花的龙泉驿,处处都能吃到红彤彤、香喷喷、甜津津的水蜜桃。这时,距离他们决定统筹城乡并且试点,已经两年多。朋友们告诉我,成都的“城乡一体化”,也像龙泉驿的桃树一样,结硕果了。而且,成都市委、市政府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如在新都试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在全市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容,有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和民主测评;“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则是转变政府的职能,从审批和管制,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使成都悄悄地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比方说,过去,城市与农村是“二元对立”的,城里的钱下不了乡,乡里的人进不了城,农村的建设跟不上城市的步伐,农民对城市没有感情却有意见。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后,至少部分农民的感觉变了,他们说:现在城市是我们的了。又比方说,过去,乡镇党委书记的产生是不关群众痛痒的,因为反正是上面往下派,党委和政府的好坏也不关他们的痛痒,因为反正管不着。实行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和民主测评,也就是试点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后,群众的看法就变了,他们说:现在书记是我们的了。再比方说,成都市政府清理了审批项目,规范了服务流程,建立了政务中心,实行了质量检测,建设了“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人民群众也非常满意,他们说:现在政府是我们的了。城市是我们的了,书记是我们的了,政府是我们的了,这些说法一下子让我产生了兴趣。我相信这三个“是我们的了”背后,一定有一些值得回味和琢磨的故事。反正这时正是暑假,闲着也是闲着,何不住下来看个究竟?

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本书就是我这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2005年8月1日到10月1日两个月走马观花的结果。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用“访谈实录”和“追问笔记”的形式给大家讲一些故事,一些发生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故事。我还会追问这些做法后面的想法,以及实际操作的方法,并尽可能给出一个说法。做法、想法、方法、说法,加起来就是“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是在成都发现的,所以叫“成都方式”。实际上,这些年来,成都一直在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当、可行、符合实际、事半功倍的方式,以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我看来,这事已经有了些眉目,也有了点成果。而且,正是靠着这种方式,他们使探索成为经验,使理想变成可能。这样一种实践,不会没有借鉴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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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让我们走进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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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病,天知否(1)

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改善投资环境,重新规范政府

2005年9月28日,成都西藏饭店1188室。

转眼间快两个月了。秋后的成都不再阴雨绵绵,空气也开始变得清爽。阳光从云缝里懒洋洋地洒落下来,给了街市上的人们一个好心情。

我坐在电脑前发呆,不知该如何准确地把握成都的故事与经验。由于“职业病”的缘故,我总觉得在这些事情的背后,有一种内在的、深刻的逻辑关系。找到这些逻辑关系,并把它们表述出来,是研究者的任务。但是,任何真知都只能产生于实践,任何结论都只能产生于调研。因此,我们还得把成都做的这三件事情──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再来梳理一遍。

先说“规范化服务型政府”。

我们知道,在前面讲述的“成都故事”中,“规范化服务型政府”是做得最早的。我听邓全忠详细地谈过它的来龙去脉,也访问过许多人,很清楚这事可没有什么“事先设计”,完全是一步步被“逼”出来的。

事情的缘起前面已经说过了,就是有人反映他们投资办企业实在太难,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可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其实,就算没人告状,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也是要搞的。因为当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要加快城市的发展。这必须研究发展的规律。于是,市政府就责成计划委员会牵头,对成都市从建国到2000年经济发展的轨迹进行系统分析,包括哪个时期发展得快哪个时期发展得慢,原因又是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成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投资的增长。也就是说,成都经济是“投资拉动型”的。

于是事情就变得很清楚,那就是要发展成都经济,就必须吸引投资;而要吸引投资,又必须改善和优化投资环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投资管理方式有问题。我们的投资管理方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的,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本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投不投资,投多少,怎么投,是企业的事。企业投资,企业经营,企业管理,企业受益,企业承担风险。投对了,企业发财;投错了,企业吃亏。这就叫“谁投资谁负责”,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管理方式却不是这样。投不投资,投多少,怎么投,要由政府说了算。如果出了问题,则由企业来承担。也就是说,政府决策,企业埋单。

这没道理,但有原因。原因就在于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企业花的是国家的钱。你花我的钱,我当然要管。谁来管呢?计划委员会。所以当时计划委员会的权力大得吓人。但是到了2000年,投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来资金已经占有相当份额。人家花自己的钱,还要你来管他怎么花,就有点不讲理了。特别是外资企业,很不适应,觉得政府简直就是越俎代庖,徒然害得他们贻误商机。这就非改不可,尤其是投资体制要改革。当然,投资体制不等于投资环境。投资体制改革了,不等于投资环境就一定改善了。但体制是核心的东西。体制不改,环境的改善就是一句空话。

这就要分析投资体制到底有什么问题。当时的结论,认为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效率极其低下”,原因主要是管得太多。本来市场可以调节的,政府也要来管,自封“婆婆”,没事找事,计划经济变成了审批经济。你就是开个小餐馆,也要政府来审来批。手续既繁多,审查又严格,效率就可以想见。成都市计委作过调查,也请四川大学的姜晓萍教授帮助调查,结果是办一个项目需要500多天。这样的效率实在太糟糕。投资是要把握机遇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这样的办事效率,谁还敢来投资?

第二就是“非公平操作”。过去的投资体制,特点有“三不”:审批不公开,程序不透明,市场准入的标准不统一,权力掌握在个别部门甚至个别处室手中,非常容易出现因人而异、厚此薄彼的现象,可谓弊端丛生,腐败难免。比方说,关系好的办得快点,关系不好就慢,或者外资企业吃香,个体经济吃亏,投资者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这样就把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环境破坏了,甚至无法进入市场公平竞争,这对投资者是不公平的。

人有病,天知否(2)

第三就是“既越位又缺位”。一方面忙不过来,另一方面又管不好,原因就在于管得不对。该管的事情比如规划、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环境生态没管好,这就是缺位;应该由市场、投资者自己管的,也要插手,这就叫越位。缺位的原因是越位,越位的原因是只要管事就有权。权力后面是利益,利益后面是交易,交易后面就是腐败,至少也是小金库。这样的缺位、越位,问题很严重。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归位。归到哪里去?归到政府和政府部门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上去。这就是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那么,什么样的竞争环境是公平的呢?首先要有规则。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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