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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全国都在羡慕南边的深圳特区，谁也无法与之相比——那里的发展日新月异。那会儿去一次深圳还必须到公安部门办“特区通行证”，跟出国一样令人兴奋。

“要是我们也能像深圳一样开放就真的是天堂啦！”凡去过深圳的苏州人，不知暗暗感叹过多少次。

现在浦东也要变成第二个“深圳”了！我们不等于真的快进天堂了啊·

苏州人羡慕深圳，但有些远不可及。现在上海的浦东要变“特区”，那是天时地利呵！苏州人跟上海人一样激动地听着浦东开发的隆隆推土机声，胸口的心尖儿跳得像飞跑的小鹿一样快。

第8章浦东开发冲击波（2）

他们激动着：天赐的福运终于到来了。

他们盘算着，盘算着浦东开发给自己带来的“磁场”影响力……

总之苏州人在一旁既激动兴奋，又悄然窥测着上海浦东的每一个细微的行动，并瞅准机会，为自己所用……

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跟上去啊！1991年的春节，*在上海过春节，他当天在新锦江大酒店的41层旋转餐厅上跟*说的话，很快就传到了苏州人的耳里。不几日，*的另一段更重要的话也迅速传到了苏州人那里——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14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

听听，小平都着急了！浦东也要成为第二个深圳了！

我们离上海最近，浦东开发对我们苏州是个天大的机会。这回一定要抓住！

在古城苏州，干部们热烈地议论着，心潮激荡，仿佛*的话是对他们讲似的：不要动摇，抓紧发展！

浦东要成第二个深圳，我们苏州就要当江苏的第一个深圳。那时深圳在内地人的心目中就是改革开放的榜样，现代化社会的样板，人民走向富裕的目标。在苏州这样的内地经济发达区域，寻求新的发展点时，深圳无疑是最好的学习榜样。在当时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下，深圳是带着大半的“资本主义”色彩的。现在有*的话，上海浦东也能搞深圳一样的特区了，这不等于彻底地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浦东开发应当又算是风起云涌的大浪潮。不用说，浦东开发，对苏州的影响和契机都是最大的。

有必要交代一句：在浦东开发之前，苏州市委、市政府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十分注重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了，并且卓有成效。昆山和张家港的崛起便是最好的证明。只是这一阶段的外向型经济处在引资和合资的初级阶段，而深圳特区的外向型经济的明显特征是将某一规模的区域整体建成一个全面的外向型经济，也就是所谓的“特区”。

国家对“特区”建设是有严格规定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行政区域的新划分。这得经过国务院批准。浦东那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与大上海仅一江之隔，东边又邻近通往五洲四海的大东海，开发空间广阔而代价低。

“吾俚苏州”咋弄法·其实在2500多年前所建的古城苏州，只是一个“周围四十里二百一十步，外廓有六十八里六十步”的城市，虽然在伍子胥的春秋时代，她是名副其实的“阖闾大城”，但相对于现代化的大都市而言，苏州古城只能算个小城。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浪潮涌动下的苏州人，眼看着南边的荒滩上建起的深圳，眼看着旁边的大上海一座座横空的楼宇和过江的桥梁，更不用说像北京那样四通八达的地铁与如蛛网般的城市高速环路，就是她的“子民”——常熟、昆山、张家港等自家的“五虎崽”的蓬勃发展，也使得古城苏州人越来越感到了压力。观前街的弄堂吆卖声和虎丘的旅游门票收入固然很值得骄傲，可小桥流水毕竟没有大江大海那种汹涌澎湃的激情与气势。尤其是全球经济的浪潮，让无数过去不起眼的地区与城市，仅仅几年时间就可以超越像苏州这样的古城的整个发展历史。这种瞬息万变的历史潮流，让一向性格温和的苏州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苏州出路何在·

第8章浦东开发冲击波（3）

苏州是永远保住原有的古城文化与古城经济——那种小桥流水般的自安自得，还是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再造苏州新城·

这是摆在苏州人民和苏州领导面前的一个大课题。谁敢破解这个题目，谁或许是历史的功臣，同样也有可能是历史的罪人。因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务院就保护苏州古城历史风貌有过专门的文件。在古城里做文章，不是不可以做，而是你能否做到既保护了古城风貌，又可以让人放开手脚来干现代化经济·这样的文章也许不是超凡的天才无论如何也做不出的。

苏州人曾经苦恼了好久。浦东大开发之前，不是没有人想过在苏州大做文章，至少也不应该让自己的那些常熟、张家港、吴江等“子民”们瞧不起嘛！而且自伍子胥建姑苏城起的2500多年以来，苏州人一直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认为只有自己才算得上真正的“天堂里的人”，他们原本也确实滋润了太多的天堂养分——文化的、历史的、风物的种种养分。但这种天然的优越感从80年代开始，随着古城之外的天地间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开放的潮流涌动与巨变，苏州城里的人感到了压力，感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落后，感到将要失去天堂优势之后的那种恐慌……

因为——古城空间有限，再做道场，即使请得天下所有的高僧来，也只能念些旧经，无大雅之堂可供世人瞩目。深圳可以在荒地上建起世界级新都市，大上海有浦东无边广阔的空间，就是常熟、吴江、张家港、昆山这些“子民”也有比你苏州古城大几倍、几十倍的空间发展和开发呀！

苏州人的压力和恐慌源于古城的束缚与限制。

必须寻找出路！必须重建一个新苏州！

这个时候，高德正调到省里任职，苏州来了一位风度儒雅的新任的市委书记，他就是王敏生同志。

王敏生在任苏州市委书记之前是镇江地区专员，其实他是一位老资格的“苏州老乡”。1975年之前，无锡县还归苏州地区管辖，他是无锡县委书记。乡镇企业大发展时期，无锡县曾经被誉为“华夏第一县”，其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1989年王敏生任苏州市委书记。那时的苏州和全国一样，正处在一个特殊时期，干部人心惶惶，不敢干事。在服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的同时，王敏生提出了苏州发展的“稳中求进”思路，后来证明是非常英明和重要的。

2008年8月的一天，我在苏州古城的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院里采访了王敏生老书记。一口吴语的他回忆当时的苏州社会情景时说：“我到招待所，却看不见人。大家很紧张，不敢接待外国人，也不敢接待来谈生意的自己人。干部们都有一个‘怕’字。怕谈生意。搞发展被认为是搞*，走歪道和不正之风。我要求市委号召干部们正确认识‘两高’（高院、高检）文件。又让纪委和检察院的同志出面讲话，让干部们正确认识和区分改革开放中的正常交往与走歪门邪道、搞*及不正之风之间的本质区别，尤其讲明什么是违法乱纪，什么是*之风，使广大干部重新树立起了对党和改革开放的信心。同时我们又树立了几个典型，如吴江的盛泽镇和张家港的杨舍镇等，坚持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十大好处……这些都对当时巩固和推动苏州经济起了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