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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完案卷的那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一直在想着那些照片，开始想着特丽萨的，然后是我哥哥的。他们俩被永远定格成那些可怕的姿势，又被封存在信封中。我真想回到警察局，偷出那些照片，然后烧掉它们。我不想让其他人再看到它们。

到了早上，我煮好咖啡后，打开电脑，拨号进入《落基山新闻》的网络系统，看看有没有留言。在等待建立连接、验证密码的间隙，我吃了好几把盒子里的脆谷乐麦片。我的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一直都放在厨房的桌上，因为我经常一边吃东西，一边使用它们。这总比我一边孤零零地坐在餐桌边，一边回想自己已经一个人用餐多少年了要强得多。

我的家很小。在这套一居室的公寓里，九年来家具一点都没变过。这套房子其实还算不错，但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肖恩，我都记不得上一位来这里造访的客人是谁。跟女人过夜的时候，我也从不领她们来这儿，反正像这样的机会也没多少次。

我想起当初刚搬进来的时候，原本只打算住几年，然后大概就可以买上一栋房子，结婚或者养条狗，或者有别的什么安排。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猜，大概是工作的缘故吧，至少我是这么告诉自己的。我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公寓里的每一个房间都放着一堆堆的报纸，上面刊登着我的文章。我喜欢重读自己的文章，然后储藏起来。如果我死在家里，有人进来发现我的尸体，会把我误认为那些收集癖中的一员——我曾经写过他们的相关报道，那些家伙抱着直堆到天花板的报纸和塞满床垫的现钞幽幽咽气。帮我收尸的那些人可不会有耐心捡起一份报纸，读一读我的文章。

电脑上只有几条留言。最近的一条是格雷格·格伦发来的，询问我的文章进展如何。发送时间是昨天下午六点半。这个时间真让我火大。这家伙星期一早上才委派任务，星期一晚上他就过问进展。当编辑问你“进展如何”，其实就是在说“稿子在哪儿”。

去他的，我想。我发了封简短的回复，说我周一一整天都在跟警察打交道，以及我已经相信我哥哥死于自杀。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开始着手调查警察自杀的原因和概率。

屏幕上，再往前的一条信息来自资料室的劳丽·普莱恩，发信时间是星期一下午四点半。信里仅仅提到：“律商联讯数据库里发现了有意思的情况，已放到接待台。”

我回了条消息，感谢她高效率的搜索，并告诉她我因意外在博尔德城耽搁了，会尽快赶回去取她的搜索结果。我猜她对我有意，但我从来没有给过她工作之外的任何回应。办公室恋情什么的，必须得非常谨慎，而且把握十足才行。你要是做出了符合对方预期的进一步行动，会非常开心；但要是你的举动不是对方想要的，你收到的大概就是一起个人投诉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种事最好打一开始就彻底回避。

接下来我浏览了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的电讯，看有没有刊载什么有意思的消息。有一篇报道说一位医生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家妇科诊所外遭到枪击，一位反堕胎人士被警方拘留，医生目前并没有死亡。我复制了一份这篇报道的电子档，转存到个人储存站里，不过我认为并不需要就这一事件写点什么，除非那医生死去。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我先透过猫眼往外瞧了瞧，才打开了门。是简，她住在楼下一层的回廊对面。她住这儿已经一年了，我们的相识始于她刚搬进来收拾房子，请我帮她搬运几件家具。当我告诉她我是个记者时，她压根不知道这行当是做什么的，还很钦佩我。我们一起看过两次电影，吃过一次饭，在吉斯通滑过整整一天雪，但这几次约会分散在她搬进这栋楼的一年时间里，而且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结果。我觉得是因为我在犹豫，而不是她的原因。她有着酷爱户外运动的那类女孩特有的吸引力，或许我犹豫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就是户外运动型的——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找个其他类型的。

“你好，杰克。我昨晚在车库看到你的车了，我猜你回来了。这趟旅行怎么样？”

“挺好的，能出门放个风真是棒极了。”

“你去滑雪了吗？”

“滑了，我去了特柳赖德。”

“听起来很不错啊。之前我本来想跟你打声招呼的，但是当时你已经走了。我想告诉你，要是你再出远门，我可以照料你种的那些花花草草，帮你收收邮件，或者其他什么的，只要跟我说一声就行。”

“噢，谢谢了。不过我没种什么花。干这份工作经常得在外头过夜，所以我什么都没种。”我扭头看看屋里，扫视一圈公寓，好像想确认自己到底种没种花似的。我猜我应当邀请她进来喝杯咖啡什么的，但是我没有。“你现在打算去上班吗？”相反，我这样问道。

“是啊。”

“我也是，我也得走了。不过，等下回我回来，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比如看场电影之类。”我们都喜欢罗伯特·德尼罗的片子，这是我们的共同爱好之一。

“好的，到时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

待我关上门，又后悔自己没请她进来。回到厨房，我关了电脑，目光落到打印机旁那沓一英寸厚的纸上。那是一篇我没有写完的小说，一年多以前开始动笔，但始终没什么进展。我构思了一个作家，他因摩托车事故而四肢瘫痪，然后用庭外和解的赔偿款从当地的大学雇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帮忙把他口述的文段词句打出来。但他很快发现，这个姑娘在打字前会先把他口述的词句做一番修改润色，有时甚至还会重新撰写。于是他渐渐明白，这个姑娘是一个更优秀的作家。没过多久，事情演变成他缄默地躺在房间里，而她一个人打字撰文。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写。他想杀了她，用双手扼死她，但他连动动手指都做不到。他宛如身处地狱。

这沓纸就放在桌子上，挑逗我再次尝试。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把它塞进抽屉里，跟更早些时候我开了个头却没有完成的另一部小说放在一块儿。我没有这么做，估计是因为想把它放在那儿，放在自己看得见的地方。

我走进《落基山新闻》编辑部大厅的时候，那里还很冷清。负责早报和早间新闻的编辑与记者都聚在本地新闻编辑部那儿，其他人我没见着一个。大多数员工都不会早到，得到九点或更晚才会陆续进来。我的第一站就是到自助餐厅去买咖啡，然后晃荡到资料室，从接待台上拿起厚厚一沓写着我名字的打印资料。我去劳丽·普莱恩的办公桌前晃了晃，想当面谢谢她，但她也还没到。

坐在办公桌后头，我可以看到格雷格·格伦的办公室。他就在里面，像往常一样打着电话。我开始了日常的工作，首先一前一后地阅读《落基山新闻》和《丹佛邮报》。我总喜欢这么干，每天旁观丹佛报界的往来厮杀。如果你能坚持做对比图，你会发现独家报道总是能拿到最高的分值。但通常情况下，两家报纸采录的都是同一桩新闻事件，而这才是一场堑壕战，是战斗争夺的关键所在。我会先读我们的报道，再读他们的，看哪一方撰写得更好些，哪一方采编到最佳的信息。我并不总是偏向《落基山新闻》。事实上，大多时候我持有的还是相反的观点。跟我共事的这帮人中，有些家伙是不折不扣的浑蛋，我不介意看到他们被《丹佛邮报》痛打一顿，我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报纸这一行业，销量和竞争是天性。我们与别的报纸竞争，我们内部也互相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肯定，每当我穿过编辑部大厅，总有一些人在偷偷看我。在一些年轻记者看来，我几乎就是个英雄，擅长故事剪辑，才华横溢，在自己的采访领域披荆斩棘。但在另一些人眼里，我就是一个令人生厌的违规操盘手，占据着一块不该得到的、条件无比优越的领地，就像个恐龙。他们想把我打下去。这没什么，我能理解。要是我在他们的位置，估计也会这么想。

但是丹佛所有的报纸，对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那些大报来说，都只是提供饲料的投食机。或许我早就应该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几年前，我居然推掉了一份来自《洛杉矶时报》的邀约。我虽然没有接受，但利用这份工作邀请，从格伦那儿占下了现在这块警政新闻专版。他以为《洛杉矶时报》提供的那个职位是警务专访这种大热门，但其实只是负责一个名为“山谷版”的关注郊区的版块。他提出，只要我留下，就为我开辟一个警政新闻报道的专版。有时候我会想，当时我欣然接受他开出的条件，也许就是个错误，也许去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会更好一些。

今天的早版厮杀中，我们报社干得还不错。我把报纸放到一边，拿起资料室的打印文件。劳丽·普莱恩在东部的几家报纸上找到了好几篇分析警察自杀原因的报道，还有几篇简短的国内若干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报道。她很谨慎，没有打印《丹佛邮报》上报道我哥哥的那篇文章。

大部分篇幅较长的报道都将这类自杀视为警察这份工作所带来的相应风险。每一篇文章开头都是一起比较特殊的警察自杀事件，然后笔锋一转，拐到了心理医生和警察专家关于“是什么导致警察吞枪自杀”的讨论。这些报道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警察自杀与工作压力和生活中的痛苦经历有关。

这几篇文章很有价值，因为我的报道中需要的专家名字都被列在其中。其中还有几篇提到，联邦调查局资助的一项关于警察自杀的研究项目正在进行，该项目由华盛顿特区的执法基金会主持。我用荧光笔标记了这则消息，盘算着可以引用联邦调查局或者执法基金会的最新统计数据，让我的报道既新颖又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