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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小鹏回忆：１９６２年，有一次，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等人分别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

对于中共的一片诚意，蒋介石也曾派了一些人来。周恩来分析，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腕，想刺探我们的高级情报，摸我们对台政策的底牌。有一次派了四个人，三个到北京，一个留在香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会见了其中几个人，并说这些人带来了各种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论是真是假，是虚是实，一时也判断不清，只要我们心中有数，以假当真，假戏真做，最后弄假成真。

我们建议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虽一时难以实现，但也确实对台湾产生了影响，两岸关系有了相当的缓和与发展，并达到了“促蒋拒美划峡而治”和“联蒋抗美”的目的。毛泽东指示，解决台湾问题要靠实力派，主要是指蒋氏父子和陈诚，但蒋陈之间也有矛盾，我们做了些工作化解。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我们捎了话，表示赞成，支持蒋，促进他们内部团结。

1961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离间陈诚和蒋氏父子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两个中国”的目的。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分析，决定以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来击破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

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认为陈诚“还有些民族气节，看来不会被美国牵着鼻子走”。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即蒋、陈的切结，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周恩来申明：只要他们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过这条界。

8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将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想以此进行拉拢。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鉴于陈诚思想的发展，周恩来进一步抓紧了争取台湾的工作。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谈到对台湾的政策时，信中除重述过去对台湾回归祖国后的建议外，并作了更具体的说明。不久，周恩来又请有关人士转告陈诚：“台湾归还祖国以后，可以行使更大的自治权利，除外交以外，军队、人事均可由台湾朋友自己来管。”周恩来表示，过去送去的一些信件虽然大都是以个人名义写的，但政府是支持的，我们个人在政府中担负的工作可以变更，但对台湾政策是不改变的。

周恩来代表中共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具体建议对台湾当局深有影响。陈诚表示说，他要对历史作交代。只要一息尚存，决不会接受“两个中国”。

1963年7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的消息后，于9月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原因：美国压力、内部矛盾或真的有病。他说：“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只要老小合作。”

年底，周恩来出访亚非14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去台湾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而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我们不会因自己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回祖国固然好，即使暂缺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周恩来做台湾上层工作（2）

1965年3月，陈诚病逝。陈诚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他留下的遗言中，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提“反攻”。他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国；不能受日本愚弄等。陈诚的这种态度说明他还是有爱国心的，也说明周恩来争取他支持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一片苦心没有白费。台湾的国民党右派想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的态度也是耐人寻味的。

陈诚去世后，周恩来继续坚持不懈地对台进行争取工作。他不止一次讲到：对台工作急是无用的，今后可能会拖下去，我们这辈子如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特赦战犯始末

“特赦”，曾经一度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引起过巨大反响。到了1975年，所有战犯，包括美蒋特务和特务船船员全部被特赦释放，至此，中国再无战犯。原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刘小萍回忆起这段历史，仍然令人难以释怀，耐人回味。

刘小萍，1930年1月生，山东日照人。1949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先后在上海市贸易总公司接收科、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人事处工作。1950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市商业局和中央华东统战部工作。195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处秘书、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长、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92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特邀顾问。曾经是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刘小萍拿出历次特赦战犯的名册，小心翼翼地翻看着每一本，详细地介绍每次特赦战犯的具体情况：

从1959年到1975年，共分7批特赦战犯。全部战犯共为856名，“文化大革命”前特赦了6批，共296名，其中蒋帮战犯263名（将级：113名，校级：119名，党政：23名，特务：8名；）伪蒙战犯5名；伪满战犯28名。占战犯总数856名的34。5％，除1960年和1965年没有特赦外，基本上是每年特赦1批。第7批是1975年，特赦全部在押战犯，共293名。这样，7批特赦战犯共589名。还有267名战犯是刑满释放、到了年龄而自然死亡和25名弄错了的起义投诚人员。

第1批是1959年12月，特赦了33名。其中蒋帮战犯30名（将级：16名，校级：9名，党政：4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2名。包括杜聿明、王耀武、郑庭笈、宋希濂、陈长捷等。

第2批是1960年11月，特赦了50名。其中蒋帮战犯45名（将级：13名，校级：26名，党政：5名，特务：1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4名。包括李仙洲、范汉杰、罗历戎等。

第3批是1961年11月，特赦了68名。其中蒋帮战犯61名（将级：27名，校级：28名，党政：4名，特务：2名），伪蒙战犯1名，伪满战犯7名。包括廖耀湘、林伟俦、何文鼎、孙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