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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现在大家来猜一下，林则徐会怎么说？

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实干精神，必然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有人会说，以林则徐的爱国情怀，肯定会说些鼓励、打气的话。

那么，这些答案统统都是错的。

林则徐的回答很简单——没办法。

这样的回答大概会令许多热血青年失望，怎么这么大一个民族英雄，至今都被视为民族栋梁的人物，居然会说出这样的泄气话呢？横看竖看都像是投降派琦善③说出来的。

其实，这话还真是林则徐说出来的，而且他还附属了自己的理由，在他看来，中英两国在武器方面的技术差别实在太大，大清军队在战场上根本就无法战胜英军。在两军对阵的时候，英军的武器已经打到我们了，我们的兵器却还伤不到对方半分。只以清军现有的装备而论，就算是岳飞再世，也只能干瞪眼。

在林则徐看来，中国若想在未来战胜敌人，只有认真学习敌人的长处，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和制造出自己的坚船利炮一条道路。

这样的想法的确被变成的事实，只不过遗憾的是，在对方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技术，将技术当成工具的时候，我们却以迷信甚至崇拜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这种心态上的差别，直接造成了中国人将技术看做是炫耀的本钱，绝不愿意让技术有着一丝一毫的推广。

当这种心态传承了百年之后，悲剧性的结果就发生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所引进的大多是生产线而非生产技术，得到的更多是一张张渔网而非编制渔网的技巧，尽管如林则徐所愿，师夷长技被当成了最响亮的口号，但实际上我们却从未获得过真正的“长技”。

在这一点上，我们只需要看一下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低端位置就能够明白，那些最核心的先进技术，从来都不属于中国，在一条产业链博弈当中，我们只能依靠着外力的作用维持不倒，而这种外力便正是来自外部的技术授权。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看到的例子那样，当资本缺乏技术支持的时候，它的局限性就显露了出来，使得它只能在很小的空间范围内腾挪，资本的经营者只能通过毫无变数的老招数折腾，主显然，技术的落后非常不利于经济主体对资产潜力的最大化开发使用。我们看到在发达国家当中，资本拥有如此活力的源泉，不是互联网，也不是快餐特许经营连锁店，而是打造这一切的技术——互联网需要电子信息技术、快餐连锁模式需要营销学上的技术。

正因为如此，只有先进的技术，才是资本不断增长行进的源泉，因此，它也是国家财富的源泉。而当技术落后，甚至被当做神迹来崇拜的时候，就意味着资本的活力被彻底壅塞。

注释：

①索托：全名为赫尔南多·德·索托，是秘鲁自由与*学会主席，《经济学家》将总部位于秘鲁首都利马的这个学会列为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智囊团”之一。德·索托本人则被《时代》和《福布斯》杂志称为世界上最具号召力的改革家之一，他曾为并正为20多个国家和政府首脑制定所有权改革计划，推行资本形成计划。

②小产权房：“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只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目前通常所谓的“小产权房”，也称“乡产权房”，是指由乡镇政府而不是国家颁发产权证的房产。所以，“小产权”其实就是“乡产权”“集体产权”，它并不真正构成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说的再直白一些，“小产权房”是一些村集体组织或者开发商打着新农村建设等名义出售的、建筑在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或是由农民自行组织建造的“商品房”。

③琦善：满洲贵族，道光帝时期主要大臣，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琦善是清政府中投降派主要的成员之一，而且是“罢战言和”的始作俑者，即清政府对外投降政策的第一个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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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经济大环境的解读　导读

中国在三十年的改革中的经历，实在是一个颇可言说的话题，因为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有学者专门以此成书，吴晓波先生的一本《激荡三十年》，在记载那些故事的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激荡三十年之久的改革，究竟改出了什么？

有关这个问题，在过去所进行的形形色色讨论中，始终围绕着商业模式、经济制度的领域来进行探讨，在这种规定好的范围内讨论，得出来的结果也是预定好的。用数学公式来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在Y=X这个简单方程的求解过程中，X的定义域决定了Y的值域；正如这个方程一样，有关改革的讨论，也会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领域不同，得出一些新颖的结论。

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也随之产生了许多问题，诸如我们在这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要涉及到的各个领域，以其发展的状况而言，似乎能够以一定规模进行，但却始终难于实现发达国家的水准，我们到底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差别？究竟是什么在妨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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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怎么来的

在发掘国进民退的历史渊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政府是如何产生的？

有人可能会说，在经济的领域中讨论这样的话题，似乎有跑题的嫌疑。这样的说法可能没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后面的一系列问题就无法进行下去，也无从对中国独有的经济大环境做出准确的解读。

那么，想要弄明白政府产生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要从最早的起点开始。

这个起点就是私有制的产生。

当私有制产生之后，私有财产的出现使人的自然差异在劳动中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有些人变得富裕起来，而有些人却难于维持自己的生活，当可供耕种的土地很快被瓜分完毕时，其结果是大多数人成了没有土地的穷人。

于是，富人与穷人便有了不同的性格取向；富人只想保持自己的财产权利、以及掠夺、支配穷人的权力，而没有土地的穷人，则基于自然权利，把自己的生活需求与取得他人财产的权力等同起来，他们不是接受赠与就是掠夺富人的财产。

就这样，人类社会上一方面产生了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产生了暴力和掠夺的关系，原本稳定的社会形态，就这样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或*状态。

当拥有大量社会资源的人感觉到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于是，他们便向占有少量资源的人提出联合的请求，要求产生一个共同的保障体系，来保障弱者不受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占有属于自己的资源。并创立一种不偏袒任何人、人人都遵守的维护公正与和平的规则，这种规则使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同样尽相互间的义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命运的不齐。

就这样，富人欺骗穷人订立契约，建立起了国家政权，沿着这样的路径，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地位被合法地确立了起来，他们所占有的财产与资源受到了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保障。

最开始的时候，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建立公共权力与法律制度，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安定，但是，由于法律巩固了所有权，使富人对资源的巧取豪夺、对财富的占有变成了合法的权力，结果是既得利益阶层获得了全新的统治力量。随着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权力被逐渐地固定了下来，人们开始将公共权力托付给一个令人信服的群体，而这就为这一群体将社会资源占为己有创造了条件，而这个群体的名字就是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