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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除掉这一点之外，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问题，也很是令人担忧。

我们可能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感觉，国有企业的利润，理所应当属于国家，属于政府。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许多人都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国有企业的利润，实际上是上缴给国资委，而非纳入中央财政的，按照正常的想法，国有企业是公共企业，是国家资金的来源，它的盈利理所应当进入国家财政，然后再进行新一轮的公共分配。然而当国企的利润交给国资委之后，这种情形就发生了变化。

本来应当在公共领域内进行分配的资金，却变成了国有企业内部的资金大循环，这就好像一个黑帮的总堂口，把各个小弟搜刮来的钱汇总之后再分配下去。那么我们不禁要产生这样的质疑——像这样事实上已经结成了一个坚实的利益集团的国有企业，它既不能为国家财政做贡献，又要占有最好的资源，打压民营资本的增长，那么它存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更严重的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国有企业要么是官员控制，要么是高级管理层控制，而官员和高级管理层本来就是双向流动的，某部委的部长、副部长可以随时空降到国企中担任领导，而国企的领导也可能调任入朝，成为某一部门的领导，像这样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早已成为了一个官员阶层所共有的企业，早已脱离了计划经济时代全民所有的国有形式，所以无论它的考核也好，最终的晋升、业绩处理也罢，都是取决与上一级行政官员是如何看待的，而非取决于市场，这样一个不唯实，只唯上的特点，就决定了在国有企业中，做人绝对重于做事。

而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中国顿时出现了一个以政府为背景、国企为依托的权贵阶层，它们在市场经济中予取予求，随心所欲地攫取资源，排斥异己，已经成为了国家经济体系内最大的毒瘤。

历史上的教训（1）

阳光之下，再无新事。

当我们对“国进民退”这一话题大加热议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这是中国现阶段最尖锐的新问题，然而假如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说，这样的故事不仅毫无新意，甚至还有着深刻的教训。

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曾经有过这样专门的一节，题目叫做“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内容描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事，无暇东顾，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民族工业也因此呈现出繁荣的面貌。

可以说，这样的论述是历史课本中少有的准确言论，事实上，从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倍。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

然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盛行一时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遭遇到了全世界的普遍质疑，而就在此时，实行“统制经济”的纳粹德国，却在一片废墟之上重新崛起，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也通过两次“五年计划”，一举成为了新兴的工业强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计划经济的思潮便开始在中国泛滥开来，而在当时的国民政府决策层中，以蒋介石、宋子文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也同样对“国有化经济”情有独钟。

于是，在“九一八”事变的内忧外患之中，国民政府开始实施了全新的经济体制，把国营企业的发展放在了首位。在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当时全国范围内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而在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借此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国民政府还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略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到1939年的时候，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最终确定。

非常时期，在国家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并无不可，然而在这种趋势下所出现的种种侵吞行为，却成为了摧毁当时中国经济的最终祸患。

当国家资本进入到诸如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的时候，一批以政府为背景依托的权贵官僚资本，则借助了国有化的东风迅速崛起，凭借着体制带来的优势，将许多优质的民营企业趁机纳为私有。

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金融垄断、通货膨胀、物资管制等负面因素又随之而生，使得本来具有美好前景的民营企业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开始变得日益凋敝，在金融业只对国营企业开放的条件下，这些民营企业举贷无门，不得不以高昂的利息去借高利贷，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又使得到手的资金迅速缩水，好不容易将企业发展的资金筹集完备，在物资管制的压力面前又顿时束手无策，就这样，民营企业在国营与权贵资本的双重挤压之下开始变得萎缩。

在抗战胜利之后，大批日伪产业的被接受，更使得国营资本变得空前膨胀，到1948年的时候，民营工业资本缩水到仅为战前的，而国家及官僚资本则增至战前的倍。

在这场浩劫之后，大批的民营工厂纷纷倒闭，以至工人大批失业，物价飞涨，税收锐减，通货膨胀最终失去控制，导致了最后的大败局。

历史上的教训（2）

在过去的总结中，我们在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军事因素的同时，往往也会捎带批评一下经济上的因素，现在我们看来，与其含糊其辞，不如说是这种权贵资本对民营资本的侵吞，才是一切败局的总源头。

及至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在痛定思痛之后，将“国营经济民营化”作为新的发展方针，由此才带来了台湾经济在七十年代所出现的腾飞。

回忆这样的往事，意义并不在于史案钩沉，找出更多的猛料，而是在今日“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以史为鉴，为我们的论述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美国的企业接管与国进民退，是完全不同的故事

以中国的政治传统，每当政府想要做一点有悖常理的事情时，总会引经据典，从过往中寻找理论依据。这一次的“国进民退”也同样不能例外。

在一部分学者看来，发达国家同样存在着政府接管企业的行为，而且无论是数量还是力度都丝毫不逊色，因此看来，这一次的国有化运动并非无例可循，是有着发达国家的案例作为依据的。

可以说，大凡持有这种想法的人，要么是只看其一，不看其二；要么则是别用有心，专门寻章摘句意图献谄，前一种人是天生糊涂，后一种人则是毫无公心可言的“宠物学者”。

那么，这里说到的“发达国家接管企业”，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真如这部分人所说，不仅数量大，而且同样颇有力度，只不过，在发达国家中，由政府接管企业和我们所说的“国进民退”根本不是一回事。

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与西欧国家的政府接管行为，其实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危机处理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当企业陷入困境难以为继的时候，或是出于战争等紧急状态的时候，政府才会将其“全资国有”或是实质性地控股，这种接管的性质是拯救或应急，而非政府通过侵吞优质资产来发财。

在上个世纪，出于紧急需要，美国曾经有过多次这种大施拯救的行为。比如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1917年，为了保证战争运输的顺利进行，联邦政府强行接管了美国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