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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康熙阴暗面 盛世之下干净东西真不多（第1页）

康熙皇帝玄烨在位六十一年。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初九日七岁时继位，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九十一岁去世，他在位的实足时间已经接近六十二年。在中国历史上，他是所有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康熙一朝，气象万千，开启了我国帝制社会最后的繁荣兴盛。诚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如影随形的阴暗也着实不算少，可能是这种政治制度最后的回光返照。

或者换个角度，说不定可以这样思考：仅仅因为外面的世界变得很精彩，而且越来越精彩，面对这种情形，帝国显得很无奈，于是，才会有回光返照一说。否则，拜帝王政治和孔孟之道所赐，我们大约可以在朝代轮回中永远地轮回下去。如果不信，看看洪秀全及其奋发有为的同志们，曾经何等意气风发，他们建立短命政权太平天国之后，在南京城中、天王宫里的作为，大体能够让我们明白那轮回的力量有多大。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对康熙皇帝玄烨的很多政治行为艺术做了匆匆巡礼。现在，我们应该尽可能贴近这个人，做一番稍微细致一点的近距离观察。

十七世纪即康熙皇帝成长与生活的时代，正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是人类科学在与愚昧的较量中走向昌明的时代。随着新航道的开通，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使这种视野变得无限高远而又深邃。

公元1662年，是大清康熙元年。

这一年，伦敦成立了大英皇家学会，人们听取了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上最新研究成果的报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由他支付法国科学院院士们的年金，伊萨克·牛顿爵士成为这个科学院的外国名誉院士之一。当牛顿爵士在英伦三岛约克郡的苹果园里，俯下身子捡起那只红彤彤的苹果时，遥远东方的紫禁城里，比牛顿小十二岁的康熙皇帝可能正在为那神秘的天空而如醉如痴。

事情发生在康熙七年十一月底。当时，在帝国钦天监里工作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和钦天监最高长官杨光先发生激烈争吵。原因是，南怀仁认为，在杨光先支持下编制的《康熙八年七政民历》中，有许多误差，而杨光先等官员坚决不承认，导致南怀仁上疏皇帝予以揭露，杨光先随即上疏反驳，双方在康熙皇帝面前激烈论辩。

在那一堆堆天文、历算的术语面前，康熙皇帝如坠云里雾中，完全无法判断谁是谁非。

于是，十四岁的小皇帝采用了最为简单也最为聪明的办法予以裁决：他下令，让争论的双方，用实测的方法证明自己结论存在的理由。为了保证实测的公正性，他派遣内阁大学士等二十名高级官员临场监督。一个月之后，到第二年正月，他们分别检测了立春、雨水、月亮、火星、木星，结果很不幸，杨光先一派采用我国传统方法所做的测算是错误的，而南怀仁采用西法做的预测几乎分毫不差。为了进一步验证，康熙皇帝命令双方在紫禁城的午门外广场上，用日晷针测试阳光在正午时的位置。这一天，所有朝臣齐集午门之外，所有人都很关心事情的结果，大家瞪大双眼盯着那两根日晷针影。随着太阳的移动，针影向事先算好的刻度逼近，恰在正午时分，南怀仁所划的刻度与针影重合，而杨光先所划之刻度尚差几分。至此，任何辩驳都无济于事。杨光先受到申饬，皇帝命令南怀仁担任钦天监副长官，参与天文历法的测算与编制。

事情并没完，因为这场争论，涉及了发生在几年前一场更大的事件。

就如表现出来的那样，杨光先自己对天文历算懂得的很有限，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情形和今天互联网上的那些激进民族主义“愤青”很相似：对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各国情势所知甚少，在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他们具有超人的勇气对自己不懂的事务发表评论。杨光先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对西式天文历算发起攻击并成功入主帝国钦天监的。

晚明前清时代，我国曾经产生过一部伟大的天文历算著作——《崇祯历书》。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说：这是一部“包括当时所有科学知识的不朽巨著”。这部巨著，就是在徐光启所推荐的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帮助下完成的。

邓玉函（SchreckTerrenz）是德国传教士，本人是山猫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兼天文学家，在世界科学史上成就斐然，与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天文学家开普勒是好朋友，曾经向开普勒介绍过我国的古代典籍《尚书》、《诗经》、《春秋》及《尧典》中对日食和星辰方面的记载。他是在北京去世的，对我国晚明前清近代天文历算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邓玉函死后，最突出的人物就是汤若望了。他对推动晚明时代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极大影响。那时，天文历算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个官职。中国官员非常讨厌这个有可能抢夺他们官位的洋夷，因此，汤若望曾经受到过士大夫们的猛烈抨击，使他受到多方排挤和难堪。崇祯四年，徐光启奏请崇祯皇帝批准，安排汤若望和一批中国天文官员，同时观测一次日食，结果，汤若望的计算与观测分毫不差，那批龌龊官员则丢尽脸面。梁启超认为，欧洲历算学的输入，是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书特书一笔的大事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几乎都出现在那同一个时代。

大清入主中原之初，表现得颇有气象，只要是好东西就敢拿来用。汤若望编制的崇祯历，没有造福大明帝国，却便宜了大清朝，并且一直使用了将近两百年。就此，汤若望受到顺治皇帝的尊敬，威望很高，致使汉族士大夫们十分不安。

但在当时，没有人敢用“华夷之辨”这种意识形态来排外，因为在汉人心目中，皇帝和满族也是“夷”，这使他们很难受。到顺治十六年五月，当时只是江南省歙县秀才的杨光先开始发难，他不太明白西洋历算，对中国历法也所知甚少，但他懂政治。他认为，爱西洋历法十分危险，就像爱虎豹美丽毛皮而将它们豢养在卧室里一样，使用西洋历法就等于让我大清失去了上天赋予的正统地位，就等于奉西洋为正朔。因此，他明确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当时，顺治皇帝很喜欢汤若望，也就没人理睬这位忧心忡忡的爱国者杨光先。

顺治皇帝死后，杨光先再次上疏，受到四位辅政大臣的支持，结果，康熙三年发生了“历法狱案”，第二年，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南怀仁等一批传教士被流放充军，五位支持汤若望的中国官员被处死。而这位杨光先尽管不懂天文历算，却也顺利登上了帝国钦天监最高长官——监正的位置。幸好，此时偏偏恰到好处地发生了一场地震，汤若望方才逃过这一劫。被关了小半年的汤若望，气息奄奄地走出监狱，一年后，死在东堂，位置在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北大街路东。

这件事情可能给康熙皇帝的影响特别大。许多年以后，他曾经说过：就是因为这场官司，令他发愤苦学。偌大一个帝国，连一部好历法都没有，实在不是件体面事儿。康熙八年，鳌拜等辅政大臣回家玩儿去以后，南怀仁上疏皇帝，控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无缘无故地冤枉汤若望意图谋反，并以同一罪名冤杀五位中国官员。议政会议讨论后，认为这杨光先的确罪大恶极，情节特别恶劣，建议处死，并为汤若望等人平反昭雪。康熙认为，杨光先年纪不小了，驱逐回安徽老家算了。结果，杨光先病死在半道上了。

此后，康熙便迷上了天文历算、数学和几何。他在养心殿附近专门辟出一间教室，里面摆满了最新的科学仪器。除传教士们进献的之外，他还让人仿制了许多，用来学习这些知识，几位有科学根底的传教士几乎每天进宫为他上课。

几年后，当他已经成为一位准天文学家时，曾经下令：“从今以后，不懂得新式即西洋天文历算者，不许在钦天监做官，做了官而对此道不熟练者，不许升迁。”（《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五六）此时，他也完全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阿基米德几何学，他可以在野外，根据星座的位置熟练计算出准确的时间和方位；可以用简单的器具，测量出远处的准确高度与距离。多年以后，他曾经在水利工地上，亲手教他的儿子和水利官员们，如何使用器具测量地形、地势与距离，令众多官员们叹服莫名。

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数学家名叫梅文鼎，著有数学方面的专门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数学成就。老先生曾经预言：这门学问将来会大行于世。康熙通读全书，在上面做了大量圈点批阅，然后，得出结论是，此书没有大毛病，但算法不够完备。在南巡路过梅文鼎家乡时，将梅文鼎请到他的御舟上，连续讨论三天数学问题。最后，很遗憾老先生年纪太大，无法请他出山。一年后，康熙下令把老先生的孙子召到北京大内去研习。年轻人读了皇帝学过的数学著作后，认为康熙的造诣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清史稿》梅文鼎传及文鼎孙谷成传）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科学素养最高的皇帝。

中国以农为本，从很久远的年代，便将重农轻商、崇本抑末定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可能从汉代时开始，每年开春时节，皇帝都要率领百官来到京郊，举行躬耕大典，就是在钟鼓齐鸣中，由皇帝亲自扶犁，耕下春天第一犁，以示对农业的重视和劝勉。到后来，和我国许多形式化的东西一样，大体成为象征性的假模假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