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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部分（第1页）

“我叫高文明。”

我笑了笑；说：“高文明；这个名字倒起得不坏。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吧！”

想不到这么一个问题就难倒了他。他到口袋里掏笔；一伸手；就露出了一段雪白的胳膊；手腕上戴着一只高等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来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掏出来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笔。

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写啊！”我说；“难道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好半天；还是在描着原来的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我说：“你老老实实说你是干什么的就对了；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是宽大的；只要放下了武器；不论大官小官；一律优待；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好半天；他一声不吭。

我又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歼灭了。黄维想逃走；可是没逃成；也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他一听见黄维的名字；立刻怔了一下；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的；两三天内就可以见到。”

“军需处长”要求休息一下。

站在一旁的一位解放军干部对自称是《徐州日报》记者的副官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然后；将“军需处长”和自称是汽车司机的兵单独带走了。杜聿明后来回忆；他们被带过第十三兵团的俘虏群；见到那里面有许多部下；他“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觉得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感到解放军已怀疑他了——“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得很严。这时；‘战犯’这个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国印（杜聿明的司机）见我心神不定；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艰难；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抬到卫生处抢救；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第二天；陈茂辉主任又来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军需处长”不耐烦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

华东野战军四纵将敌“军需处长”押送到野战军总部的时候；得到收条一张：

收到

战犯杜聿明一名

此据

十一日十时

参四科（盖章）

参四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第四科；负责收容国民党军重要战俘。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被关押。

一九五七年；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周恩来总理托人前往美国祝贺；并带去了杜聿明给女儿女婿的一封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两年后的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赦字第一号通知书下达；五十五岁的杜聿明被特赦。一九六一年；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一九六三年；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离开美国回国与丈夫团聚。一九八一年五月；杜聿明病重入协和医院；女儿杜致礼从美国回到北京；当她抱住病床上的父亲时；已经昏迷多日的杜聿明竟然热泪长流。七日；杜聿明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七岁。

李弥是个谜。

从陈庄第五军军部出来之后；李弥凭借指北针找到了第九军三师师部。他给还坚守在周楼村阵地上九团团长甫青云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守得住”；甫团长说可以；于是李弥决定去九团；“免得被乱枪打死”。跑到九团团部后；李弥对三师师长周藩说：“南京老头子他们正在想和平停战；快有结果了。只要你们能守几天；就有希望放你出去。”周藩说：“没吃没喝；怎么能守得住？等南京谈判；那不就饿死了！”凌晨的时候；周楼阵地遭到猛攻；解放军官兵冲进来三十多人；但在守军的抵抗下全部阵亡在阵地前沿。李弥说：“很好；就这样守！”但是；华东野战军对周楼村的炮击开始了；炮兵营长被炸掉一只手；村后阵地上的几百名官兵被打散。周藩决定投降。李弥同意“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以便“拖到天黑；我们就溜掉”。条子送出去之后；十日中午时分；被华东野战军九纵二十七师俘虏的第九军一六六师师长肖朝伍让他的副官带进来一封劝降信。李弥看了信之后；让那个副官先回去；但那个副官出去不久又回来了；又带来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解放军要你们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点收；否则就要立即攻击；不得再延误。”

解放战争（Ⅱ）字数：2866　　　　字号：大　中　小　　　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看你们哪一个愿意去吧！”他同时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回去；对你们的家属一定要照顾的；你们都可以放心！”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让我去报到。第九团代团长甫青云是他的小同乡；是他一手提拔的心腹人。我故意说：“那就叫甫青云出去报到吧！”甫青云听说叫他去报到；也放声大哭说：“我不能去呀！”我说：“好吧；不用哭了！我去就是了；你们放心吧！”李弥说：“还太早；现在才三点钟；再等一会才好。”我说：“好吧！”他叫甫青云给他找士兵的棉大衣和胶鞋；而且说要负过伤的大衣更好。我知道他是要化装伤兵混出去；到黑夜逃跑。不久；大衣和胶鞋都拿来；他和两个副司令官及团长都化了装；把脱下来的皮鞋拿出去给士兵穿。接着第九军的参谋长顾隆筠也来催降；他一到门口；见我就说：“你快去吧；他们对我们很客气；不要顾虑；没有什么关系。”进门后；他对李弥说：“啊；司令官也在这里。”同时向他一鞠躬。李弥说：“是呀；你千万不能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他连连点头。李弥又眼泪汪汪地说：“你们去吧；如果我能出去；我会照顾你们的家属；你们放心吧！”他还哀求顾隆筠和跟我同去报到的参谋长张炳琪、军部军需主任周济等不要揭露他；让他逃出去。顾隆筠只报以同声相哭。约十六时；我仍然以部下对长官的礼节向司令官、副司令官各行一鞠躬告别；并说：“再见！”

周藩带领国民党军第九军三师残部投降的同时；已经化装成伤兵的李弥因被俘混杂在一个俘虏群里。这个俘虏群由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负责押送——“为了集中力量歼灭更多的敌人；我们抽不出更多的部队和时间押送清理俘虏；只派了纵队警卫营的一个连将两千名俘虏押送到临沂野战军政治部收容所。途中跑了几十个人；后经查明；逃跑的人中；有第十三兵团司令官李弥；是化装逃跑的。”李弥一路逃亡；先到徐州；再到济南；又经青岛南下。蒋介石召见了他；让他担任重新组建的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重新组建的第八军军长。几个月后；他率部在中国的西南一角抵抗；最后被打出国境逃到缅甸境内。一九七三年他病逝于台北；享年七十一岁。

李弥得以逃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战场的混乱。

《大众日报》记者目睹了淮海战役临近尾声时的战场：

十日拂晓；记者由鲁楼进入这最后全歼十余万蒋匪的大战场；十数路漫长的俘虏行列已在晨雾中押下来；行列的先头已隐没在五六里外的村落里；后尾却还在战场的中心集合地未动；零散的敌官兵又不时从各个角落奔出来自动加入到行列中；有数路俘虏队伍并没有解放军看押；他们也自动地朝着大队俘虏的方向走；并不时地问走过的解放军同志：“官长；到俘虏营走哪条路？”……记者跨过鲁楼河向陈官庄走去；四野没有一棵麦苗；也没有树木。在庄东的临时飞机场上还停放着一架被击毁的小型飞机；同时上空三架蒋匪运输机仍在投掷着弹药和大米。匪二兵团驻地陈官庄和匪五军驻地陈庄周围排列着数不清的各式车辆：十轮卡、大小吉普、水陆两用汽车、水陆两用战车、坦克、装甲车、救护车、炮车……一眼望不到边际。有的汽车和装甲车被用作了隐蔽部的顶盖和卧室。许多载满胜利品的车辆正由解放军战士指挥着驶出战场。野地上也堆满了一片弹药武器；解放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向这个中心区奔来；每个人都背着好几支枪……战场上遍地都是马皮牛皮和骨骼；饥饿不堪的敌军俘虏和伤兵在汽车上找到大米；用茶缸、洋铁罐、洗脸盆各式工具就地煮起饭来。有的饭未烧熟；伤病们拥上来抓了就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