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失败、是他的理想的不完美的实现。为了继续努力,追求他那“尽善尽美的梦”,他需要希望,也需要不满足。如果说失败可能把人逼至绝望,成功也可能使人丧失目的。“一本书就足以使人丧失目的,不论你涂了多少字。一本完美的书,就是你要的一只瓮或一个形体。”
他曾写信给马尔科姆·考利说:“作为个人,(我)希望从历史中除名、取消。”
他要自己的著作成为他的生命留下的唯一痕迹。这些话既表示希望隐姓埋名,又暗示他同艺术的关系。他认为,真正的他是以不同方式、既朦胧又明确地表现在虚构小说中的自己。在这层不寻常的意义上,他的小说带有深刻的自传性质。他的一个兄弟曾经写道:“我看从来没有人像比尔那样把自己和著作等同起来……有时简直分辨不出哪一个是比尔,是他本人,哪一个是小说中人。然而,你确知二者是同一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一体。”福克纳知道,人物、“那些阴影般、但是栩栩如生的形体”正是探索、投射和表现他的公开生活和私生活的媒体。至少有过一次,他动情地问,究竟是他“创造了小说中的世界,还是小说中的世界创造了我”。
间接的媒体和间接的表现,同不完美的成功一样,意味局部的完成,包含几种涵义。福克纳需要从侧面写凯蒂,需要把这部小说称作一系列半途而废的不完美的行动,使它同整个复合体挂钧。他介绍《喧哗与骚动》时说的话,一半是对认识论的赞美,一半是承认美是难得的;值得一睹、值得认识、值得一写的东西决不能直接或充分地让人见、识、写。但是,强调间接和不完美也是一种策略,籍以走近禁区、说禁说的话和做危险的事。对埃尔默·霍奇来说,他的姐妹佐爱蒂和她身后的“朦胧的女人、朦胧的母亲”就是“他思想深处的朦胧的形体”,是他既害怕又渴求的一切东西的核心。由于“做那唯一能令人满足的行为”不仅有危险而且遭禁止,因此既不能成为他的目的,又必须成为他的目的。埃尔默的生活和艺术成了粗陋的模拟手段。《喧哗与骚动》则相反,不仅是揭露的艺术也是隐藏的艺术,是延宕、回避和取消的艺术,特别在涉及凯蒂之处。予以她表现机会的作品同时也予以她庇荫、甚至私密性。福克纳认为从侧面写不仅更富激情,还给他更广阔的天地。对他来说,欲念和犹豫几乎触及一切,使他的想象既是影射又如幻觉,使他的艺术突出地成为推论和猜测的艺术。
在《坟墓里的旗帜》中,福克纳巧妙地掌握素材,加以拆开重建。在《喧哗与骚动》中,他掌握童年时期的痛苦和遭窒息的爱、童年的失落和空缺、遭禁止的欲望和需要。在《喧哗与骚动》中看到的失落是由于父母的懦弱和不称职、父母的冷酷、谴责和弃绝。作者在迪尔西这个人物身上再创造他从小求得依靠的爱之港,在凯蒂身上创造了他渴求的爱之港;前者是纯粹的母性,后者是奇怪的混合。在他从未有过的姐妹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姐妹,也是母亲(她对本吉扮演母亲的角色),也是情人(禁止实现的一种可能)。小说的中心人物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就像福克纳写作时体会的感情一样,是“具体的、生理的也是朦胧的”。即使在走近她时,也不得不躲避她,在揭示她时不得不隐藏她。作者在凯蒂身上创造了一个与她的生活世界完全吻合的人物:她和《喧哗与骚动》一样,既是向后看和逃避的产物,又超越了向后看和逃避。
1928 年9 月,福克纳已完成《喧哗与骚动》的初稿,开始打字。满心以为自己的书“再也不会出版”,所以不打算交给出版商,他要自己装订。9 月末,收到一纸《萨托里斯》的出版合同。被利弗赖特退稿的那部小说,哈库特布雷斯公司准备出版,至少出其中的一部分。福克纳当即打点《喧哗与骚动》的初稿和未完成的打字稿,前往纽约。他有一笔预支稿费300 元可以过日子;他有莱尔·萨克森、比尔·斯普拉林和本·沃森等朋友家可以去拜访;在纽约和牛津一样可以修改和打字。
他在莱尔·萨克森的公寓里住了几天;后来自己租了一个房间,可以工作。本·沃森删改《坟墓里的旗帜》时,他修改《喧哗与骚动》。他平时修改已很认真,这部书更是全力以赴。有时朋友们一连几天看不见他的人影。
修改时,专注和深情丝毫不衰。后来说:“我干得太卖力了,甚至怀疑自己会不会把不该写的也写了进去。”这也说明他对出版萌生了希望。虽然如此,他对自己的朋友们仍说没有把握,不想再抱什么希望,免得再失望。他写信给巴玛姑姑说:“这是我读过的书中最糟糕的一本,恐怕再过10 年也不会有人愿意出版。”然而,从他的修改,显然看出他在努力提高小说的可接受性,不一味追求合自己的口味。他增加了斜体字段落,表示时间上的跳越;增加了一些补充说明的段落;把过门和影射点得更清楚。
修改完毕,福克纳在打字稿上注明日期“1928 年10 月于纽约”,然后交给本·沃森。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紧张而满意的劳动。后来他说:“我写《喧哗与骚动》可谓呕心沥血。”起先他很兴奋,对本·沃森说:“朋友,你读读这部稿子,真他妈的(不错)。”但是,他久已知道,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沮丧和死寂、后悔和内疚;第二天“醒来时感觉百无聊赖”。写《喧哗与骚动》不止是一次深入想象王国之旋,也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再要从中走出来,几无可能。他害怕辛苦到达的终点,害怕“切断供应,堵塞源泉”。
也许像普鲁斯特(5) 和里尔克(6) 一样,福克纳知道“大功告成的感激”意味着沉默,也许不止是沉默,还有退稿和惩罚。其后日子里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给他带来了沉默和惩罚。
朋友们习惯了他的工作方式,因此不注意他是否露面。一天晚上,两个朋友,吉姆·迪瓦恩和雷恩·斯凯尔斯,路过他的住所,发现他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身旁撒满了空酒瓶。他们把这病弱人带回家去,加以护理。这类事到他晚年屡有发生,有时几乎无缘无故,有时由于接到痛苦的任务或者处境不愉快,多半发生在长时间写作以后。《蚊群》中有一个人物说过,人们寻求并找到的“无限幸福……要靠酒精之类的外在媒介”。福克纳的醉乡之旅未必产生如此奇效,但是他显然需要酒精。
小说的结束往往带来世界的末日,世界的末日意味着最后审判;因此他需要并寻求一个缓冲。
他可以重新提笔以后,在迪瓦恩、斯凯尔斯和另一个朋友三人合租的公寓里住了几天,搬出去同一个画家雷恩·克伦普同住,他已过够了孤独的生活。二人同在公寓里工作,都很勤快,一个作画,一个写书。福克纳对《喧哗与骚动》的前途始终感到忐忑不安。好在利弗赖特已同他解约,哈库特布雷斯已宣布要出版《萨托里斯》,他如今有了一个忠实的朋友本·沃森,和一个知音的编辑哈尔·史密斯。
福克纳要出书,要挣钱,便开始写短篇故事。《喧哗与骚动》没完成前,一段也不读给别人听。如今他白天写,晚上便把写下的东西读给朋友们听。
有些故事写战争,有些记他的欧洲之游。有一篇叫作《在我弥留之际》的,重新采用《亚伯拉罕神父》中的材料。两篇日后都很出名,但当时都找不到人出版。
福克纳希望在离开纽约之前能卖掉几篇故事,因此请沃森介绍几个出版商。有几个出版商给他出点子,有一个,《斯克里布纳》杂志的阿尔弗雷·达希尔,说了些鼓励话。福克纳原想留在纽约,等1 月《萨托里斯》出版后再走。但是圣诞节近,钱快花尽,只好改变主意。故事没有人接受,纽约开始使他烦躁;他记下几个人的地址,收拾衣物和文稿,登上火车回家。
回牛津后,他继续写作,希望有所突破。起初,运气未转,没人要他写的东西。
《萨托里斯》出版后不久,1929 年1 月31 日,收到出版《喧哗与骚动》的合同。
他总算没看错人。阿尔弗雷德·哈库特把稿子压了几个星期后,决定让另立门户的哈尔·史密斯带走。因此,福克纳的第四部小说的合同是和一家新成立的强生·科普与哈尔·史密斯公司签订的。这家公司是他的第三个出版商。
出版《喧哗与骚动》,对新成立的公司来说,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冒险。
这本书写得很怪,还有具体的印刷困难。但是哈尔·史密斯很热心,聘请本·沃森为此书编辑。7 月寄来校样。上面全经改动。沃森删掉所有的斜体字,用空一行来表示时间的跳越,还这里那里加了些笔墨。福克纳明知沃森出自好意,但仍很生气。他细看校样,改回斜体,去掉沃森添加的文字。他写信给沃森说,斜体和空行一样有效,而空行不雅观;坚决不要别人插手动他的文章。“朋友,别在我的稿子上添油加酱,”还补充说,“我知道你是好心,我也是。我涂掉了你加的2 或3 。”
10 月,小说问世,斜体字照排了,沃森增加的文字去掉了。小说顿时引起注意。
连一些觉得它不易理解的评论家也承认这是一部非同小可的小说。不幸,小说发行后两星期,美国经济崩溃,书的销路大打折扣。1931 年中,初版小量地重印过两次,到1946 年为止,销售总数始终停留在3000 册上。
2 月签订《喧哗与骚动》的合同,7 月看校样。中间这段时间里福克纳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写一部旨在挣钱的小说,二是同埃斯特尔·弗兰克林结婚。《喧哗与骚动》加深了原有的为名利而写作的不安。没有这种见不得人的动机——即不为名更不为利而创作时,他发现世上确有可以并且必须冠以“艺术”这一寒酸称号的东西。《喧哗与骚动》没有见不得人的污染的动机,所以将永远代表福克纳心目中的艺术。不过,他对名利的渴求从来没有停止过。《萨托里斯》的出版重新点燃了成名成家的希望;他又把自己看成“出版对象”和“可能赚钱的作者”。这些想法似乎不太高雅,他有一半心思鄙视这些念头,主张加以克制。如今有《喧哗与骚动》垫底,他放手写那些他视为通俗的商业小说,晚上讲给朋友们听,白天写成文字出售。
回牛津的头几个星期,继续写短篇,投寄出去。阿尔弗雷德·达希尔似曾有意相助,但是邮递员带来的仍是含糊的鼓励和明确的退稿。福克纳生气了,内心的抗拒只能加深失败的委屈。糟蹋自己的才华已经够倒霉了,糟蹋才华而写成的作品还没有人买,更觉倒霉。几年来不停地写,还挣不到钱养活自己。不出几个月,埃斯特尔的离婚就要批下来了。他拿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愿意同她结婚,但肯定不愿意借钱结婚。总算还有人出版他的长篇小说,可是长篇小说挣钱不多。他有一大堆短篇,却没人肯出版。
失望和怒气越来越大。福克纳决定写一部能赚钱的小说,只要哈尔·史密斯肯出版。1 月下旬动笔,5 月下旬结束,取名为《圣殿》。他为自己的写作动机不纯而感到不安,因此老是诋毁这部小说,从而影响了公众对它的反应。他说这部小说的写作动机卑鄙……我想到一个可怕至极的题材,把它写下来”,为了赚钱。还自拆台脚说,这部作品难免不受动机的污染。许多读者在作者的引导下,信以为真:既然动机卑劣,书也必然卑劣。姑且撇开作者自己的诋毁不谈,写《圣殿》也许更多出于愤怒而不是出于伤害,为钱而不是为书本身。说它是福克纳笔下最悲凉、最刻薄、最野蛮的一部小说,也许不算过份。
福克纳开始写《喧哗与骚动》时,不太知道下面会写成什么样子。开始写《圣殿》时却是心中有底。虽然花了几倍于原计划“三周”的时间,其实还是写得很快。
写作速度反映在手稿上;写作和修改《圣殿》都远不如前一本书那么用心。但是,福克纳常常反复斟酌故事中的各个因素长达几个月之久,有时一字未写便已有了周密的腹稿。《圣殿》中有些因素几乎可以肯定说是经过长期酝酿的。其中之一是密西西比农村的黑社会,围绕非法酿造和销售威士忌。福克纳跟独立经营的“小私酒商”打交道多年,佩服他们的勇敢机智,甚至分享他们对“上流”社会的蔑视。第二个因素是孟菲斯的黑社会,帮派火并,争夺对私酒、赌博和娼妓的控制权。福克纳和菲尔·斯通多年来外出游玩时,造访孟菲斯黑帮控制的路边酒店和夜总会。虽然总是菲尔下注他观赌,但是他喜欢去里诺迪沃那类赌场,那里的顾客貌不惊人,却有不少流氓非同小可。福克纳根据他所了解的农村黑社会,创造了几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包括他显然十分尊重的李·古德温和鲁比·拉玛。根据他所了解的孟菲斯,创造了从滑稽的丽芭小姐到丑恶的“金鱼眼”。丽芭小姐的原型是孟菲斯的一位红得发紫的老鸨,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劫掠者》中还会出现。“金鱼眼”的原型是孟菲斯的大流氓“金鱼眼彭夫里”,在以前一篇没有出版的短篇《大亨》中出现过。
为了写得大众化,福克纳借鉴两种体裁:侦探小说和黑社会小说,这类小说甚至在密西西比也有读者。他读和写侦探小说多年,但仍要进行试验,尽管心中有简单明了的蓝本。结构还成问题,必须设法把触目惊心的黑社会同司空见惯的杰弗逊串连起来。起了几个头都不顺利,不断修改、剪裁。他还要设法控制自己的不满,对社会、对男人、最后集中在对女人的不满。《圣殿》发泄了对左右社会的政客先生和体现社会种种伪善的中年妇女的蔑视。
故事情节以“金鱼眼”残酷蹂躏少女坦波尔·德雷克为中心,反映出作者对女人的深痛恶绝。不论这种痛恨是同福克纳信中给巴玛姑姑提起过的一个浅薄女人有关,还是同埃斯特尔和海伦以前造成的创伤有关,还是由于福克纳对莫里斯·宽德罗说起过的私生活的困难,痛恨的焦点和深度是有目共睹的:《圣殿》和其他任何一部著作一样,表现了阿尔贝·格拉尔(7) 所谓的“对女人始终不信任、甚至厌恶”。以坦波尔为主的场景是那么紧凑,着墨不多,超然物外,几乎像是一个医生在诊病。这些场景写动作而不写思想感情,因此戏剧性极强,这显然为了更富刺激、更能赚钱。但是这些场景不乏独到之处,其中写荒淫无耻,令人瞠目。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已出现几种常见的堕落,从不老实的政客和酸溜溜的社会名流到刺客和妓女。但是,“金鱼眼”的不道德、阳萎不举和坦波尔的淫荡远远超出常见的范围。
福克纳多半时间“对女人极不信任”。一个少女从情窦初开到荒淫无耻,在福克纳心目中几乎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堕落。“霎那间就过去了”,后来他在女儿发育到那一重要关头时说。“完了,她就要做女人了”。坦波尔出现在《圣殿》中时是已破了身的年轻女人,好奇地想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她喜欢出入宴会,走路轻飘飘地像跳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调皮、风骚、爱挑逗。然而,即使在对她颇不以为然的读者看来,她受到的惩罚也未免太重。
福克纳告诉本·沃森说,“我在写一本书,讲一个被人用玉米芯子强奸破身的女孩子。”阳萎不举的金鱼眼强奸了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