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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当地人上演《伊根下士》——一部讲第一次大战中一个爱尔兰士兵的喜剧，菲尔·斯通的弟弟吉姆饰演主角，伊根的死党、犹太人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个滑稽角色由威廉·福克纳扮演。有好几个福克纳的朋友参加演出，但是谁也没想到福克纳也会决定参加。然而伊齐·戈尔德斯坦这一角色既熟悉又陌生，对福克纳很有吸引力，因为它反映了福克纳在牛津的处境。

福克纳自己说过，他在牛津既觉得舒适自在、又有点拘束。

与此同时，哈尔·史密斯决定出版《圣殿》，引起牛津人的公愤。他以前说过，出版《圣殿》会使作者和出版者都坐牢；现在他认为这本书可能赚钱，不仅能帮助福克纳还清欠帐，也能挽救财政陷入困境的乔纳森·凯普和哈里森·史密斯出版公司。11　　月，史密斯寄来校样，福克纳读后自己也觉得生气。他知道自己写这本书是出于懊丧和愤怒，当然也为了赚钱。使他吃惊的是这些动机暴露得太明显了。作品写得粗俗不堪：“我读了，写得太差了，处理方式也低级。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冲动昭然若揭，从书中每个字都看得出来，所以我说我不能让它出版。”福克纳在写给哈尔·史密斯的信中建议把这部稿子报废，但是史密斯把解决经济困难的希望押在它身上，他需要赚钱，弃之可惜。因此回信说他要出版此书，福克纳回信说，如果要出《圣殿》，必须重新写过。史密斯告诉他说，重写的话，重新排版的费用，福克纳必须承担一半。即使如此，福克纳仍然坚持要重写后才让出版。

福克纳深知他必须“为这份权利付出代价”，但照旧开始重写起来。他不惜工本，大段大段地重写，然而丝毫没有减少小说中的恐怖和暴力场面——坦波尔遭强奸和诱奸，金鱼眼杀人害命，反而增加了私刑毒打李·古德温一节。删去和修改的部分都是些只与个人有关而与全局关系不大的材料，尤其是霍拉斯·本博这个写诗失败而当上律师的制造花瓶的工人。

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本博钟情于妹妹娜西莎，虽在《圣殿》中同贝尔·米切尔结婚，但仍然藕断丝连，他的妻子贝尔说，“你和妹妹相爱？书上怎么说来的？叫什么情结？”贝尔的淫欲令他反感，他既怨她性欲太强，又嫌她唾手可得。于是他缩进狂想中去，不仅想他的妹妹娜西莎，还想他的继女小贝尔。乱伦之念对他始终极有魅力，其中奥妙就在于它使贞洁与狂暴的高潮得以调和。在《坟墓里的旗帜》中，霍拉斯坐在娜西莎的床上，陶醉于“把手按在她遮住的膝盖上所引起的那种放肆的宁谧感”。和见了水仙女而想入非非的神话主角一样，他满足于这种狂热的宁静，亲昵的贞洁，它提供他在狂想中制造一种“不容置疑的高潮”所需要的经验依据。在《坟墓里的旗帜》中，他眼看着贝尔的前夫哈里·米切尔抚爱小贝尔，小贝尔则盯住霍拉斯，“那份满面春风的羞涩，令人心醉”。和《喧哗与骚动》中的昆丁·康普生一样，霍拉斯把忍冬花的芳香同良宵、心猿意马、不能完全克制的情欲联想在一起，不过，他的对象不仅是娜西莎和小贝尔，还包括他的母亲。这类意念之强烈，竟使他的梦想比生活更加必要。有时他梦见一些东西神秘而“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有时他梦见日后会有的东西。不过，他总是从半截子经验走向想象中的实现。他想起自己感受到小贝尔的动人魅力时，就回想到“玉米棒的隐约而愤怒的骚动”，又把这些骚动同强奸坦波尔的报道联系起来。然后独自坐着，手捧小贝尔的相片（而不是那只叫作娜西莎的花瓶），仿佛看到继女遭到奸污，“赤条条仰面朝天被捆绑在一辆平板车上，在漆黑的地道里疾驶而去。”《圣殿》修订稿中的霍拉斯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仍然情感错综复杂，茫然若失，继续进行各种各样的错位和替换，继续把乱伦看作情爱的最完美形式。但是，修订稿中霍拉斯的故事大加改动，特别是一些使它成为“弗洛伊德学说”的段落，“研究一个陷于半掩半露的乱伦妄想而不能自拔，以致丧失意志，不能行动、毫无勇气的人”。

在《圣殿》第一稿中，霍拉斯这条线同坦波尔的主线分庭抗礼；第二稿中，它不是对抗而是引申坦波尔的故事。

从一个插曲到另一个插曲，霍拉斯看见了一个又一个受金鱼眼的变态和暴力摧残的女人，他企图为李·古德温辩护，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软弱无力，结果一败涂地。到头来，只好承认恶的普遍存在，也承认自己无能而感到内疚，甚至多少也意识到是种种内在力量，包括他的乱伦狂想，削弱了他的战斗力。

在《圣殿》的修订稿中，小说成功地表现了这一切而不觉支离破碎。

福克纳改动了霍拉斯的作用，也改动了娜西莎和小贝尔的作用。她们在《圣殿》第二稿中有着两种重要功能：说明霍拉斯的弱点的由来，也说明对南方妇女的一种看法。后者对于我们理解坦波尔和她的一生至关重要。小贝尔虽然楚楚动人，但更多的是挑逗欲念；虽然大胆，但更多的是愚蠢。她和坦波尔有一些共同之处，包括难以克制的性欲。娜西莎则相反，她体现重名誉、爱体面的品格。她认为性欲的一切表现既可厌又危险，因此始终主张克制。在娜西莎眼里，鲁比·拉玛对李·古德温的忠贞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她居然不结婚就跟人同居。娜西莎的这一判断中，我们不仅看到她崇尚克制，还看到她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社会依靠克制，特别要克制性冲动；绝无可能指望男人有足够的克制力，因此女人必须背上文明的十字架。

娜西莎的这些信念条条都和她的社会合拍。和她的社会一样，与其说是天真无邪，倒不如说愤世嫉俗；不是大惊小怪，而是容易生气。她把男人想象得十恶不赦，换言之，金鱼眼的性变态和她哥哥一度以她为目标、如今一心想着奸污继女的妄想狂，都赶不上她心中的怀疑。她对女人要求极高，认为文明全靠女人自我克制、也强使别人克制，才得以维持。然而，她如此要求女人，却又认为女人难以守身自持——小贝尔的勾勾搭搭不足为奇，鲁比·拉玛藐视习俗才是罪过，十分凶险。坦波尔的经历，从嬉皮笑脸卖弄风骚开始，后来好奇地跃跃欲试，然后放纵情欲和堕落，直到用尽心机重返受人尊敬的社会，刻画出娜西莎和她的社会所能看到的唯一出路。

一方面因为她看到的出路条条险峻，另一方面因为她对于体面把握不稳，娜西莎对女人的不信任不亚于对男人的鄙视。然而由于我们鄙视坦波尔，由于我们无不觉得坦波尔的痛苦和堕落太过分了，我们可能会觉得《圣殿》对书中男人的同情多于女人。连小说中最露骨地摧残妇女的金鱼眼原来也受到过他母亲的摧残。除了鲁比·拉玛这个唯一重要的例外，书中的妇女不是走向一个极端，便是走向另一极端；不是主张克制，便是诱奸男人，风骚淫荡。这两个极端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坦波尔初试云雨，便挑逗勾引男人；欲火上升，便满嘴淫声浪语，还作弄男人、使男人受尽屈辱。她回到社会所认可的角色，接受父兄的保护；为了帮助他们毁掉李·古德温，她当众撒谎。

福克纳重写《圣殿》是“改稿的小小奇迹”。许多读者只记住他说过的关于《圣殿》构思粗俗的话，却忘了他还说过别的话：他不惜付出代价“争取重写的权利”，为的是要“把它写成一部无愧于《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的作品”。“总算干得不错。”他说：“我尽了最大努力。你们没有看到的那一稿是低级拙劣的，我再穷也要豁出去赔上钱，就是不能让它出版。你们看到的这一稿是我尽最大努力写出来……真实动人，尽量写得深刻而有内涵。”12　　月间，苦干了几个星期，修改完毕，寄给哈尔·史密斯。

1930　　年在修订《圣殿》中满意地结束。福克纳在《我弥留之际》曾借埃迪之口攻击言语，说道：“言语是吹气，细若游丝上天，一瞬即逝，毫不伤人”；“行动则铁证如山，确凿不移”；“罪、爱、恐惧不过是喧哗，是从没犯过罪、从没爱过或恐惧过的人用以表示他们没有拥有过的东西，表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拥有的东西，除非他们忘掉这些字眼。”后来，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的一个短篇中，他又借索西厄·韦德尔之口赞美语言道：“人的生命都是用声音来进行总结，并借助声音而有意义。胜、败、和平、家。

那就是我们何以必须苦苦为声音制造意义的原因。”埃迪的话和韦德尔的话同样反映福克纳对自己天职的信心。他知道自己绝不会单以语言为满足，但他也知道没有必要以语言为满足。如今他确信自己没有语言永远得不到满足。过去一年中，他重建了一座大宅，成家立业，他和埃斯特尔快要有孩子了。然而，他继续不断地为声音制造意义，探索并扩展他的神秘王国。发表的作品越来越多，他赚了一点钱，多少出了点名。但由于他和埃斯特尔的需求不断增加，手头依然拮据。幸好他又有一部小说即将出版，满心以为能靠它赚笔大钱。

1931　　年1　月11　　日，哈尔·史密斯出版《圣殿》前一个月左右，福克纳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她怀孕时期不太顺当、分娩也不顺当。埃斯特尔休养好几个月才恢复健康。婴儿早产两个月，个子很小，但看上去还可以。福克纳本来就希望得个女儿，一半是因为可以袭用他最喜欢的姑姑阿拉巴玛的名字，巴玛姑姑是老上校的子女中最小的一个，最得老上校钟爱。福克纳也喜欢她。巴玛姑姑比任何人、甚至比霍兰德姑姑，为他笔下的珍妮·萨托里斯·迪普雷这个人物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阿拉巴玛这个名字很少见，但是埃斯特尔同意采用。女儿生下后两天，福克纳便发电报告诉姑姑：“阿拉巴玛·福克纳于星期日降生，母女平安。”几天后，福克纳将母女接回家。虽然孩子长得很小，医生却说没有必要放早产儿保育箱；再说，医院里根本没有保育箱。雇了一个护士专门照顾埃斯特尔，另一个专门看护阿拉巴玛，医生又天天上门，以防母女出问题。7　天后，阿拉巴玛开始虚弱起来。福克纳惊慌失措，驾车去孟菲斯买了一只保育箱回家，岂知已经太晚。1　月20　　日星期二，阿拉巴玛·福克纳去世。福克纳一家和奥尔德姆一家驱车去墓地时，福克纳一路把棺材抱在怀里，随后又搁在膝头上。他亲自埋葬女儿，回到山楸别业，先叫护士给埃斯特尔服用镇静剂，然后走进房里去告诉她一切。埃斯特尔后来回忆说，她第一次看见他哭。

福克纳拒不喝酒，只想工作，但是悲痛太深，触动太大。他本来就不喜欢、不信任埃斯特尔的医生，如今更加认定是医生失职。后来他买了一只保育箱送给那个医生的竞争对手的医院，以免再有婴儿冤枉死去。但是他要报复，不是以行动报复，而是编造虚构的故事。不久，谣言四起，说这个医生没有本事，见不得人。有人说，福克纳闯进医生的诊所，开枪打中他的肩膀；又有人说，福克纳站在山楸别业大门口开枪，没打中医生。福克纳在牛律一带散播这类流言蜚语不算，后来还在纽约的朋友和熟人中散播。

福克纳殇女的悲痛不久搀杂进另一种名声。《圣殿》于2　月9　日发行后，立即引起注意；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评论，那么长，那么耸人听闻。评论家们摆出一副恼怒、憎恶、惊愕的姿态，对写作技巧一笔带过，大评特评福克纳对暴力和性变态的迷恋。不出几周，买《圣殿》的人比《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加在一起的人数还要多。4　月底，销售量超过福克纳以前所有小说的总和。突然，有人要求买他以前出版的长篇小说，甚至有人要买《大理石牧神》；人们希望在福克纳以前写的小说中找到这本新作所予以的满足。

这本书不仅得罪了牛津人，牛津人还觉得受了侮辱，福克纳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一下子变成了谩骂。邻居们不提自己有没有看到《圣殿》，一个劲地骂它十恶不赦。1　月，福克纳的沉默寡言的父亲在阿拉巴玛的坟头动情地祈祷；2　月，父亲“设法禁止此书”，要求“从市场上撤回来”。福克纳的母亲莫德小姐不提自己着过没有，便设法袒护儿子，对丈夫说：“由他去吧……他总是非这样写不可才这样写的。”这句话，在牛津镇上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牛津人受到了侮辱，对福克纳翻脸不认，甚至视如仇敌。据他的一个弟弟说，牛津人直到他发了大财以后才承认他的成就。即使到那时候，还不免流露出耿耿于怀、余怒未消之意，因为福克纳羞辱了他生活于其间的人们。

福克纳需要钱，但是无法集中心思从事一项长期的写作规划，于是一门心思写短篇。偶尔录用他投寄作品的杂志名单增加了《哈泼斯月刊》和《妇女家庭良伴》。

《晚邮报》《斯克里布纳》和《美国信使》月刊继续对他表示兴趣。可是福克纳仍然拖欠着修复山楸别业所花的材料费，几个月来医药开支浩大。《圣殿》的第一批版税要到9　月才会收到。同时，哈尔·史密斯和福克纳都想利用《圣殿》的轰动大捞资本。5　月，他签订出版短篇小说集《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的合同，9　月正式出版时改称《这13　　篇》。这步棋倒是走对了；这部短篇小说集——其中4　篇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6　篇以约克纳帕塔法县、3　篇以国外各地为背景——销路仅次于《圣殿》，比任何一部长篇小说都好。虽然他的手头始终拮据，但是前景有所好转。4　月，查托温德斯公司把《喧哗与骚动》纳入出版计划，同年晚些时候，把《圣殿》也纳入出版计划。《军饷》早就登上这家公司的书目。理查德·休斯仍在写文章支持福克纳，如今又有莫里斯·宽德罗要把他的著作译成法语，由加斯东·加利马尔（3）　在法国出版。

可是，福克纳仍旧感到不安——钱不够用，人们的仇视和心中难消的苦痛。把《这13　　篇》题献给埃斯特尔和阿拉巴玛以后，他寻找更大的解脱。不久便着手写一部叫作《黑屋》的稿子，内容和题目都一改再改，一写再写。

他要又一次通过写他非写不可的东西来学习写作，又一次以苦役为解脱。

一旦恢复习惯的工作节奏，他觉得日子好过些。清早醒来便接连写几小时，下午有时骑马有时散步，更常去整修房子、马厩或花园。零星活有的是，他喜欢一个人做。暮色降临，饭前他和埃斯特尔坐在门口走廊上一起喝一杯酒。不久，这部长篇小说不像在写一座黑屋的故事，更像是又一篇暮色的故事，或者说，写“夜幕完全降落以前的8　月的悠悠暮霭”。

《黑屋》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是盖尔·海托华牧师，他和8　月初被《斯克里布纳》杂志退稿的一篇《黎巴嫩的玫瑰花》中的加文·布朗特医生一样，迷恋于家族的过去而不能自拔。和萨托里斯家的人一样，他想当英雄；和《这13　　篇》中最后一篇《卡尔卡索纳》的主人公一样，他要“干点什么英勇、悲壮而严肃的事”。在《坟墓里的旗帜》中，光荣同显赫的祖先联系在一起！

在《卡尔卡索纳》中，荣誉梦像一匹骏马向天外奔驰而去，光辉灿烂地悄悄消失。但是在《八月之光》中，骏马和光荣都已完全属于过去：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