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好,现在英国政府派出的全权特使和对中国战争的总指挥都已经在海上了,亚罗号事件明显就是一个迅号,而这个迅号的危险程度怕是全中国内也只有张华轩能够明白。
张华轩原本是指望用谈判的方式暂且稳住英法两国,在占领北方后用精锐南下迅速得到全国,然后再扩大与英法等国的贸易额,这当然也是这两国商人愿意看到的,如果能把鸦片贸易完全禁绝——这在法理上也不困难,中国将会又回到出超的状态,英国佬不是要贸易么,很好,他们在全世界辛苦搜括的银子将会大笔大笔的流入到中国境内,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越发迅速,然后张华轩就有更多的银子去扩建海军水师来保障中国的岸防——五十年内,他不指望中国的海军能与英国在海上争霸,只要保住发展的成果就可以了。
(204)双线
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北方的恶邻,那头北极熊趁着中国孱弱的时候占足了便宜,实际上英法等国在中国占的便宜连俄国人的百分之一都算不上,英国不过割了一座小岛,百年后还不得不还给了中国,而俄国人抢去了整整三个法国还多的领土…张华轩决心和俄国佬好好的掰下腕子,让他们好好领悟一下淮军的战斗力和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决心。
这样的战略大前提下,和英国人死嗑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英国的海军太强大了,在短时间内张华轩看不到超赶的希望,他的海军最少要二十年的建设再加上十年的实战磨练后才能在亚洲范围内挑战英国,然后再过二十年才能考虑和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在此之前如果和英国交恶到底,显然中国将面临着被全面封锁的局面,这样一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将会被严重推迟。
这未免是严重的得不偿失,真的是太愚蠢了。
张华轩决心与英法交好,然后利用他们防范俄国人的心态做一场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而原本英法两国在中国的政策也基本是如此,扶植中国对抗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可惜中国太不争气,在甲午输掉了最后一条底裤,结果英国彻底对中国失望,转而扶持日本,然后,就是中国半个世纪的苦难。现在,与英法和谈友好解决远东问题的机会算是没有了,张华轩已经完全冷静下来。既然敌人是有意要试探一下淮军的深浅,那么,不好好打上一场显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如果他现在有意和英国人和谈,那么对方回报他的显然就会是加倍的歧视与更苛刻的勒索,张华轩打算与英法两个强盗虚与委蛇一番,却并没有打算真正的出卖国家利益。况且,论起出卖来,他手中的筹码明显不是大清朝廷的对手。
他惶然起身。饶室徘徊。头一次,事情不在他地掌握之中进行,他这里还在想当然,而敌人早就暗中着手布局,布着甚是凶险,现下事情已经正如英国所愿闹将出来,下一步张华轩很清楚。交涉照会,然后军舰开炮,步兵登陆上岸,占领海州,威胁淮安,然后还可能会有军舰到北方,打掉张华轩手里的那几艘军舰,然后威胁北方与山东各地的海岸,到时候,张华轩根基不稳。贸易口岸被封锁,北方的出海口处处受到威胁,想不就范,也难。
而且英国佬显然也想不到会有人悍然干掉他们十几个士兵,这一下,不狠打一下他们对国内也无法交待,而张华轩到时候要付出的代价显然要更加沉重。
好在,他没有如咸丰皇帝那样。下令杀掉那么多的外交官,在军事受挫的同时,也丢光了中国文明古国地脸面,使人视中国人为蛮夷。
虽然现在这张脸也剩不下多少风光了可言了。
好在张华轩主政主军多年。此时虽然事出突然,倒也没有真正慌了手脚。他直觉已经觉得此事是一个机会,若是处理的好,怕是可以将计就计,把迫在眉睫的危险消除在最小伤害的阶段。
淮军的底子薄,淮安的家底更薄,他实在不愿意把有限的财富和军队中的精英骨干投在一场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战争上。就算打痛了英国佬,对手把海岸线一封锁,他就没辙。到时候,哭都找不着庙门。
“传吴穆来,快点!”
想到这里,张华轩已经若有所悟,既然普通的军官和幕僚帮不上手,吴穆这个小子算是机智灵活,而且在讲武堂学习很久。不是左宝贵那种速成班可以比拟地。
吴穆在早晨接见的时候已经见过张华轩一次了。刚刚他已经汇报了河南与直隶战事的发展,河南那边对清军的大战算是打完了。胜保败亡,精锐丧尽而逃,估计这一次清廷没有什么兴趣让他继续领兵了,就算在战场上保住性命,现在存亡都成问题的咸丰一定会砍下他的脑袋来祭祀前方阵亡的将士。袁甲三带着残存的一点老底子和河南巡抚一起逃到商丘一带,淮军已经打下了开封洛阳一线,西边与陕西接壤,再往北边就是黄河,河南剩下地一点清兵不足为患,现在头疼的是交给谁去解决,而如果不是防患捻子的异动的话,在河南地淮军就能立刻调一镇到直隶战场去了。
不过总参认为直隶战场的淮军已经足够用了,现在直隶战场上淮军步步进逼而清军步步后退,看样子清军是要把防线紧缩,连天津也会放弃,然后在北京城附近的地方进一步把手里所有的力量都汇聚在一起,然后再与淮军打一场大会战。
吴穆记得早晨说起来的时候张华轩根本没有在意,眼前这个大帅当时更关注就要进行的淮安政务改革,而吴穆也深知政务改革的重要性。这场改革之后,大帅手下文武彻底分开,文官政体也算是初步的稳定下来。据吴穆这个政治上的菜鸟来看,大帅地政治体系多办是采用了明制,一些细枝末节与明制不大相同,不过总归能在汉唐的制度里找到一些端倪,至于大清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则基本没有留下。
如果是有心人来看,就会知道张华轩严重的削弱了君权,加强了内阁的相权。同时,也加大了监督权。同时,很多部门垂直到内阁,由内阁中央直接管理,而并不是地方。这样一来,改制后的地方权力比诸清朝是严重地弱小了,虽然表面上地方有了独立自主地财权与官吏的任命权。
比如在大清,一个知县虽然是七品官,不过这个知县因为是第一线地亲民官,所以地位极其重要,不仅要由中央在进士及弟的知识分子内选用,而且在上任的时候还要陛辞,然后由皇帝亲自接见后才能上任。
当然,到了晚清后各种制度败坏,进士举人做得知县,捐官也做得知县,而且满清制度极其复杂,八旗内的破落子弟营运一番能做知县,由武改文能做知县,总之晚清时吏治败坏,知县这个亲民官成为不折不扣的扰民官,屡次大起义,吏治不清地方官员盘苛百姓,这是板上钉钉的事,无可辩白。
而俗语说破家知县,明清之交的知县虽不能和汉制相比,然则已经算是权力极重。除了没有立法权外几乎囊括了地方上所有的权力,而相应于知县这种庞大的权力来说,对它的监督又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个好的知县固然是亲民,而一个坏的知县却能把他所在的地方变成活的人间地狱。
新官制则大幅度的收回了地方政府乃至县级政府的权力,很多机构一直垂直到中央,由内阁直接制订工作计划与人员考核任免,知县留在手里的权力已经只剩下劝农兴商,而就是这些,还要受到相关垂直部门的层层把关与考核。
相比与军制改革来说,政治改革表现上没有军队那么重要和惊险,然而吴穆这样的楞头青都是清楚,如果政治改革失败,虽然现在看起来淮军无敌于天下,然而覆舟之危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所以对这阵子张华轩对军事问题的忽略他也并不在意,反正淮军的前期做战准备工作早就到位了,而后勤方面也绝无问题,所以剩下的事情他自认自己这个总参也没有什么好指手划脚的,更不要说很少直接带兵打仗的大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