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从夏洛那里学到的是,若想看清夜晚的天空,就不能太过聚焦于某一处,最明亮的星星却在直观视野之外。生活也是如此,胜利与困阻更迭交替。虽然直到离开威克斯几个月后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是在威克斯的那段时间使我得以从局外人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境况。即便经受疾病和分居,但这难以置信的美好,仅仅因为它们的存在。
最终我的病情被认定为不符合临床实验,但我的新肿瘤医师卡普尔解释说,原因在于癌细胞虽然在腹部扩散,却没有扩散到其他部位,于是乎我的病例就这么幸运地被排除在外了。我开始接受一种在家中也能进行的混合化疗:服下去的药片能让我在卫生间待上好几个小时,我感觉我的胃要逃离我的身体;一种涂抹于体表的药霜让皮肤灼烧起水泡,简直让我在波多黎各的晒伤像温泉疗养。不过化疗药物是周期性使用的,所以在休养期间,也会有不会感到虚弱或恶心的平静的几周,我差点忘记了长寿与我之间的可能性是如此悬而不定。
保罗和查理慷慨地为我把他们豪宅的花园层改建为公寓住宅。他们如此款待,我还是觉得这座城市的冬天让人难以忍受。即使是去附近的熟食店或邮政所,都需要与恶劣的天气做斗争,更不用说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了。我喜欢在自己安全温暖的小角落里观察窗外的人来人往,无论是一天中的什么时间,他们都在第八十八大道上来去匆匆。
正如我渐渐适应了威克斯的生活一样,在春天的气息和挂着花蕾的树叶取代寒冬之际,我也开始适应纽约的生活,每一天都伴着舒适的节奏。没有预约医生时,我会读些报纸,然后到中央公园小踱,再回家吃午饭睡一觉。下午通常与托比和麦克斯一起度过。我们仨烤饼干或者读书,如果精神好,还会出去逛逛(但这需要双胞胎帮我导航街道和地铁,他们已然是这座城市的专家了)。每周会与夏洛通话几次,短则几分钟,长则几小时。偶尔会提到他来纽约看我的可能。但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和他刚刚恢复飞行的喜悦,我犹豫不定,难以制订出详细的计划。
有时我感到孤独,但并不孤单。我经常会做些让自己保持平和的事——比方说,站在炉灶旁看着孩子们,同时搅拌一锅辣椒酱或翻动平底锅里的鸡肉——心中充满感恩。
有那么多需要感恩的。原先肿瘤像波洛克画风的颜料喷溅一样在我的腹中扩散,而现在却开始萎缩。保罗——虽然言不在多,但自从我搬来,他明显减少了工作量。为了庆祝,他专门请了一天假,带我和小家伙们去动物园。四月末的天气仍然料峭,我们往回走时,我低头缩着脖子,尽量减少直面大风的刺骨寒冷。就这样刚走到房门口,我就看到一双脚站在底层台阶上。真的是裸露的双脚!什么样的怪人在这种天气穿凉鞋?
“小可爱!”一个声音说,我意识到这是我所爱的男人的声音。我惊讶地长声尖叫,然后疯了一样亲吻他。
“我知道这挺意外。”夏洛等我撕咬完后说。
“你不知道我看到你有多高兴,”我说,“别再离开我。”
“严格说来,是你离开——”他刚开始说,我没等他说完,就继续吻起来。
五个月后,我们在圣胡安海滩举行了婚礼。那是个温和的九月夜晚,加勒比海平静而湛蓝。米拉格罗斯从威克斯赶来参加婚礼仪式,我的家人和洁西、奥莱利也飞抵现场。汤姆未受邀请,但他发来祝贺,更好的是,他还寄来一打香槟。
夏洛身穿浅色亚麻西装和黄色衬衫,带着巨大的灿烂笑容。我则头戴兰花花环,头发变得稀疏了,但好歹不至于脱落,而且似乎变直顺了。
我不打算穿象牙色婚纱——开什么玩笑?而是让洁西帮我挑选了一件黄色礼裙。她宣称这简直是服装店的世纪大挑战,因为我们要选的裙子既要好看又要能够遮挡住我腹部的隆起。
是的,夏洛搬进我的花园公寓两个月以后,我的两项常规检测之一检测出腹部迅速增长的物质。好消息是,它们只会在特定的一段时期生长,然后脱离母体。原来我并不是没有生育能力,最终,夏洛给了我一对双胞胎女儿。
卡普尔医生和他的团队为怀孕一事备感焦虑。婴儿有可能被我体内残留的化疗药物伤害,而且我还得暂停化疗,直到生完孩子。幸运的是,前期化疗的效果很好,怀孕期间肿瘤活跃度没有明显变化。
夏洛和我希望最终能回到波多黎各,但治疗期间,他在新泽西的一家小型的区域机场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他的上下班交通时间和倒班时间都很长,而我在孕期到达后半阶段时,身体变得非常不灵活。我利用这段停工期建立了夏洛特·罗斯基金。第一位捐助人名叫莉莉·布罗德里克·奥施莱。她的母亲在基金成立之初的几个月里,非常亲切地给予我各种指导。
在一个异常温暖的二月天,也就是我离开威克斯一年多一点的时候,我将两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一个叫伊莎贝拉·米拉格罗斯,她皮肤白皙,满头小卷发;另一个是夏洛特·帕特里亚,皮肤是夏洛的焦糖色,如果不是这样,她简直和婴儿时候的小保罗一模一样。两个女孩都很健康,而且异乎寻常地安静,她们是我无限喜悦的源泉,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有多开心。
我又开始接受化疗,虽然还没有好好反击癌症,也许路途漫漫或者完全治愈只不过是一个痴梦,但我坚信,我能够活得足够长久直到女儿们长大成人,找到她们的出路。假如我错了,好吧——你可以告诉别人,因为我不想知道。
据说癌症会永远地改变一个人。也许吧。不过我更愿意这样想,癌症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而只是让我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身份,以及我在这个喧嚣世界中的所扮演的角色。接到癌症确诊的消息后,我发誓要做点有意义的事,而慈善基金无疑践行了我的誓言。
不过我也渐渐明白,怀念母亲的方式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可以渗透在我的日常选择中:即便意志薄弱,身体病弱,我也要对自己充满理解和同情,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我所爱的人,即便有时会伤心。但只要还有机会,就要充分完整地过我的生活——像母亲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