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惟有手中的权力,才可以让一切人俯首。他不再指望征服他们的心了,只须能征服他们的尊严。
从刘台发难,到夺情风波,张居正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国朝献征录》说他“志意渐恍惚”,面对异己力量,不再企图以德服人,而是“思以威权劫之,益无所顾忌”。《明史》也说,他从此“闻谤而不知惧,愤戾怨毒,务快己意”。
权力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就很可怕。当年十一月初一,当风波尚余尾声时,张居正就对官员队伍开始了“快意”的清洗。他以应对“星变”为理由,建议万历下诏“京察”。半个月后,吏部宣布查处51名官员,都是反对夺情一派的。南京操江都御史张岳,才名本来极高,只因反对夺情而以“才力不及”而降调。
反之,对拥护一派的则尽力提拔。南京吏部尚书潘晟官声素不佳,因为“立场坚定”,反而被擢升。
张居正当年逐高拱时,尚能重用几个高拱一系的人才,并不是一律排挤,如推荐张嘉胤为浙江巡抚、张学颜为户部尚书、吴兑为宣大总督,现在则已完全失去了那种肚量。
此次清洗并非出以公心,严重败坏了官场风气,令见风使舵者高兴、表里如一者沮丧。张居正的今日,变成了他曾在昨日猛烈抨击过的大昏大庸者。
看别家病易,剜自身疮难。谁能逃得了这铁律?
后来到了万历十三年,当时的吏部尚书杨巍上疏说:“执政为了清除异己才举行闰察,众心不服,请求永停闰察。”万历皇帝照准执行,取消闰察的原因,就是因为张居正在这次闰察中做得太不公平。
自这次闰察后,一个以乡谊、年谊、姻亲、师门为纽带的新的官僚体系建立起来了。张居正再不想陷入朝议的汪洋大海,他要的是一群没有自己嘴巴的人,
平心而论,这个新形成的依附集团,收纳的并不都是品行恶劣者,其中也有官声正直的人,像工部尚书曾吾平,平定西南土司叛乱有功,勤勉从政,从不打小报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但明代官员中士大夫气还是比较重的,直臣虽多赞同张居正革除弊政,但却不齿张居正排斥异己的做法,宁愿回避。礼部尚书陆树声,是张居正的前辈,威望卓著。张居正一再表示想延揽入阁,但陆不屑为之,始终装聋作哑,后索性装病挂冠而去。
张居正对于内阁的同僚,亦是一样颐指气使。《明史》说,“当是时,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
他执政时的内阁组成,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多是柔顺听命的仆从。万历给张四维的任命,甚至只是跟随张居正在内阁办事,形同秘书。
即便这样一个内阁,也并非与张居正同心同德。在高拱被逐后首先调进的吕调阳,为人谨慎,凡事模棱两可。张居正始终不大看好他的能力,他内心也未见得服气张居正的一些做法。吕调阳入阁六年,无所作为,在阁办公时常怏怏不乐,仰望屋顶叹息而已。至万历六年中,坚决上疏请辞,负气走了。
另一个张四维,倜傥而有心计,曲意逢迎张居正。他精通官场经,又擅长边务,但有时仍不免做事不合张居正的意,累遭训斥,也常感极度郁闷。张居正对他,逐渐亦产生反感。张四维曾经一度与冯保关系密切,张居正得知,予以喝斥,不准他擅自交结冯保。张四维心里就越发怨恨。
尤其是张四维对老上级高拱的结局深感不平,常怀为其平反之心。
这些过节,导致张四维在张居正死后,成了推翻张居正既定政策最有力的人之一。
马自强入阁时间较晚,只在万历六年干了几个月,就病逝了。任职虽然短,却不像其他阁僚那样对张居正只是唯唯。对张的做法,总是力图有所纠正,曰:“吾不能令千秋后居伴食之名。”
申时行是与马自强同时入阁的,但在位时间极长,前后共计十三年。他在张居正死后第二年继任首辅,一直主持大政八年。这是一个老猾的官僚,善于见风使舵,张居正得意时,他一意阿附。居正一死,身后名声有所动摇,他就立刻迎合万历之意,把张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基本停掉了。
张居正蔑视同僚所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在其死后,这个班子不但没起到延续政策的作用,反而成了迅速埋葬他改革成果的掘墓人。
所有这一切不祥之兆,眼下都还在隐伏中。
张居正把反夺情的风潮压下去后,益发注意巩固自己的权势。
此时的情况很不错,万历皇帝似乎更加信任首辅先生了,所有写给张居正的手札,都称之为“先生”,此乃大明朝前所未有。张居正也欣然接受,以萧何、张良自居。
他一面对万历有倨傲之态(以此镇住小皇帝),一面对冯保却卑词逢迎,认为只要这两方面不出问题,自己便是江山永坐。
万历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万历皇帝“大婚”礼毕。张居正认为万事妥当,便递上《乞归葬疏》,要请假回乡葬父。
此次回乡,除了安葬父亲,也有衣锦还乡之意。
岁月匆匆追逝水,明镜怎奈华发?距离他上次翰林院毕业时请假回乡,竟已是19年过去了!
万历开始并不同意,后经张居正再次上疏,才予以批准,他叫张居正于五月就要回来,并且把老母亲一起接到北京来。
万历还特意叮嘱道:“长途保重,到家少要过恸,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又援前朝杨士奇、张熜例,赐给了张居正“帝赍忠良”银印一枚,嘱他如在途中发现朝政有问题,可随时密封奏报。
张居正在行前,对朝中有可能发生的人事变动,做了周密的分析。特别是有可能入阁的人,都特别加以提防,以备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