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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精”严格选取后播出的，而且尽可能包容各种品种和形式，体现“百花齐放”，在全国起着教育、提倡和推广的导向作用。文艺广播的门类有小说、歌曲、音乐、戏剧、曲艺、电影等古典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文艺等，一些最优秀的作品都集中在这里；在当时电视很不普及的情况下，广播成为最主要的文艺宣传、推广和普及阵地，是深受广大听众欢迎的节目，许多人随身带着收音机收听，称收音机和大喇叭为“戏匣子”。　txt小说上传分享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2）

当时，“文艺战线”一直是一条政治思想上非常敏感的“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它首先是拿文艺开刀，从文艺的“路线斗争”选择突破口的。中央电台文艺广播是文艺集中的阵地，文艺宣传问题又十分敏感，自然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重灾区。

“文革”一开始，文艺就遭到了浩劫，狂风骤雨般地横扫“四旧”，批判、清除“一切封、资、修的文艺”，“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歌曲、音乐、戏剧、曲艺、小说、诗歌等几乎所有文艺作品统统被列入“封、资、修大毒草”的范畴，列入被批判、被打倒、被停播之列。到“九大”之前仅剩下革命历史歌曲（主要是抗日战争中的歌曲），歌颂毛主席、歌颂党、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歌颂文艺”，配合现实###、歌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文艺”，还有盛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歌”和陆续形成出台的“革命样板戏”。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是“万马齐喑，百花凋敝”。不论哪种文艺节目都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现实的###，直接表现为阶级斗争，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政治唯一”，严厉批判“文艺三性”（欣赏性、娱乐性、趣味性）。某些政治权力人物凭着自己的需要和好恶而任意砍杀，文艺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如上提到的，1969年4月“九大”闭幕后，因北京电视台组织演出的庆“九大”文艺节目中的问题，惹下了塌天大祸。当时，每当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重要会议召开或“两报一刊”等重要社论的发表，作为政治任务，中央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就立即组织一批文艺创作和演出人员（主要是部队文艺工作者）通宵创作、录音、播出，密切配合政治。一些庆祝活动的演出，特别突出工农兵，不仅内容以反映工农兵为主体，而且由工农兵演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看了电视台这场演出，大加###。江青看到有人吹大喇叭、跳舞大为光火，说“跳的是摇摆舞，唱歌有情郎妹子的东西”，污蔑了“九大”。她说：“下流轻佻，跳着摇摆舞，干脆裸体算了！”“小调不能搞，那是黄色的东西！”“电视台再管不好，我就造你们的反，就关你们的门！”康生轻蔑地说：“也用数来宝宣传毛泽东思想！”张春桥说：“播公报就播公报，还配音乐！”陈伯达说：“宁可没有，也要好的！”

雪上加霜的文艺广播

这一连珠炮式的重型批判，使本来就敏感、脆弱的“文艺战线”极为恐慌，更加招架不住了。有些文艺单位纷纷给中央电台打来电话，要撤出正在录制或准备录制的歌曲、节目，并声明“今后再也不给中央电台录制节目了”；有的单位还提出，要把过去已经录好的节目胶带全部要回去，声明某些节目电台不能再播出，否则他们概不负责；电台、电视台更是惊恐不定，除了学习、检讨，立即清查正在播出和准备播出的所有节目，重新审听、重新讨论、重新认识，把凡是没有绝对把握的统统禁播；白天黑夜清查大量库存节目和胶带，凡被怀疑为“小调的、不健康的、疯狂的、黄色的、有问题的”统统销毁，避免以后误播出去，人们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再重犯错误”。但是，文艺节目的把关非常困难，对文艺的标准认识不一，见解不一；20多年的积累，库存量很大，一时很难清理；有些绝版录音更舍不得销毁，只好将其封存。为保险起见，播出节目一概以服从中央、服从政治、服从纪律为标准，凡未被中央文革正式批准的绝对禁播。这就使本来已经十分贫乏的文艺节目，更加凄惨、荒凉了，只能将经中央文革明确肯定的“优秀的、健康的”几出革命样板戏和几首革命歌曲反复播出，空出的大量文艺播出时间只能用文字广播来填充。

陈伯达鼓吹的“宁可没有，也要好的”是荒谬的，没有量哪来的质！可在当时竟成了审查和砍杀文艺节目的一个硬指标。就连《人民日报》经过反复精选刊登的歌颂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北京的五首歌曲（《人民日报》是很少登载歌曲的），也受到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说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而当时中央电台误认为是已经被中央文革认可了的，立即组织录音，在报纸刊登当天的《全国联播》节目后播出，也受到了株连。。　最好的txt下载网

横祸丛生：“九大”报道与文艺风波（3）

自“九大”江青等人批判文艺后，“文革”以来的中央电台文艺广播跌入最低谷，这段时间也是最紧张、最困难、最贫乏的时期。播出什么，无人敢提，无人敢定，无人敢播，一派萧杀。面对这种局面，“九大”后不久，4月28日，周总理在审定“五一”播出的歌曲时，批准8首歌曲可以广播：《东方红》、《国际歌》、《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八作风歌》。

8月16日，江青等人又发难，提出纪录影片《南京长江大桥》中的配乐有《列宁山》的曲调。经姚文元组织人调查后，在向江青的汇报中认定：“影片中确实有《列宁山》上的一句曲调，并出现过多次。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对修正主义的靡靡之音采取了贩卖、容忍投降的态度。”姚文元建议，影片停止上演，开展大批判，查一查有无别有用心的人搞破坏。江青立即批示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并指出：“我记得，在我们审查该片时，即提出音乐不好，停止使用，当时不知道是苏修的，只是听起来不好听。新影该制片人竟抗拒中央的指示，背着中央贩卖毒素，要严肃处理。”她指示：“传达到全国电台，因为广播电台问题不比新影小。我们转发了他们的自我批评后，他们又干了！要发动广播电台的群众肃清流毒。”

“我们转发了他们的自我批评后，他们又干了！”显然不只是针对电台、电视台的。但这种“新旧账一齐算”的威胁，使电台、电视台的许多人胆战心惊，再出问题就是屡教不改了！从江青的这次批示以后，在中央电台和广播局的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群众性彻底清查和肃清“封、资、修文艺流毒”的批判运动。这不难看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政治压力下，广播、电视还如何开办文艺广播？！如何创作和繁荣文艺？！

电台内外，文艺肃杀。电台文艺是广播的一大亮点，是区别于报刊媒体的一大标志，中央电台一直以“文艺品种齐全”引以为骄傲。现在，拥有8亿听众的偌大个中央电台和全国各地电台只能播出几个样板戏（那时候，8个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还没有出齐）和5首革命历史歌曲，还有允许试播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什么文艺创作都要控制、送审；过去的已被彻底打破，新的无法建立；文艺工作者思想混乱，无所适从，普遍存在着“无所作为论”、“工作危险论”和“斗、批、走”的思想。

就是对于样板戏，江青等也明令不许其他剧种移植，不准地方戏移植，不准有任何变动，每一个样板戏的录制、播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电台每一种播出方式（如选段、折子戏、不同的配器、实况、转播等），必须经过审查同意，否则就是歪曲、破坏，就要追查幕后的“坏人”。中央电台的样板戏播出如履薄冰。针对样板戏不能移植的情况，毛主席曾经指示：“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不要工农兵的戏，工农兵看不到，都是城市老爷看。凡是发表了的剧本，都可以演出。工厂、农村、学校都可以组织业余演出队演，光靠几个样板团不行。开始可能演得不好，但可以一点一点提高。戏都是好戏，总比演帝王将相好。”（据中央电台驻湖北记者站汇报）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正式传达，局面并没有打开，地方不敢演，中央电台也不敢播出。对于样板戏的播出，张春桥、姚文元则对中央电台转播样板戏的解说稿大为不满，指手画脚。1969年4月30日，张春桥在审阅中央电台“五一”活动转播稿时，对样板戏的转播大发议论。他说：“你们转播样板戏也那么多解说词，我都讨厌了。样板戏本身已经表达得非常完整了，你们加那么多解说词，都使我感到这是干扰。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糖本来是甜的，你还说是甜的。”这句话成了扼杀广播解说词的典型语言，被多人多次引用。姚文元也附和：“人家都吃到嘴里去了，你还在那里说是甜的。”其实他们不懂，但他们手中有权。广播转播不同于现场演出，也不同于电视的转播，“听觉”与“视觉”不同，听众看不到现场演出实况，只能靠听来了解剧情，很需要通过电台解说传达给听众，帮助听众欣赏和理解剧情，这正是广播的特殊性和魅力所在。按照他们的那一套去做，听众反映听不懂，结果行不通。周恩来总理对电台是最了解的，他对电台录播样板戏实况给以充分肯定。1969年6月27日，周总理说：“实况录音好，有气氛。”

1971年7月1日，周总理又借审定西哈努克亲王创作的《怀念中国》的歌曲时指出：现在光提革命歌曲，不敢提革命抒情歌曲。革命激情与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不敢提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

直到1972年7月23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免去中央过重的负担”，“歌曲不要都经过中央审定，推荐不要都经过中央批准”，但是，他们强调：“要保留推荐权、批评权和修改权！”也就是保留他们打棍子的权力！

1975年10月下旬，举办了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中央电台播出了实况录音，电视台转播了实况，这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转播音乐会实况。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1）

林彪“突然”叛逃。中央电台内部开展了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清查节目。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作为“接班人”的“林副主席”突然一夜之间叛党叛国而去，对于不知底细的人们来说，如闻一声惊雷而目瞪口呆，毛主席、周总理也为此被搅得彻夜难眠。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坐镇人民大会堂作了一系列应急部署，其中对宣传报道提出了明确而又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急最坏的打算。林彪乘飞机越过蒙古人民共和国逃往苏联，这是公开叛逃，中苏关系又是剑拔弩张之势，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发表讲话？如果是后者，不仅是无密可保，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力和冲击波绝不亚于原子弹的爆炸；有些人也必然借此大做反华文章。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必须做好多手准备，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内部从严，争取主动，采取果断措施，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对此，作彻底清查，严格把关，一律不准播出。总之一句话，要把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删除干净，不能再广播出去。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增强信心，加强纪律，一切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这些歌曲反复安排播出，除文艺节目中播出以外，专题节目中也安排播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报道，世界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报道；这一切都是为公开林彪叛逃的消息作准备的，不能让我们的人民群众在毫无觉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但这些只是作准备，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这是任务和要求。但是，要完成这些任务和要求，必须动员全台人员来做。向全台布置任务，又不能点明事情的真相，事实上连我们几位在中央电台宣传小组工作的人也不知道事情的全部情况，只是预感到问题的紧急和重大，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毕竟这事太大、太突然了。自“文革”以来，确立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在当时的广播中，几乎每篇稿件、每次节目都少不了这位“副主席”、“副统帅”，少不了他的话和对他的“祝福”，要在一夜之间全部停播，撤掉一天70多个小时的节目，同时又必须重新制作同样多的新节目来填补，还要查封过去用过的大量节目，工作量太大，工作环节又太多。但是，当向全台下达任务、提出要求之后，大家在惊诧之中，谁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可谁都没有明确提出问题，谁都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党的长期教育和多次重大###的锻炼，中央电台的同志都深明自己的职责，坚定不移地信守这么一条基本原则：作为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一切服从党中央指挥，一切遵守党的宣传纪律。而且，中央电台的同志有着自己的好传统：越是遇到紧急的重大的宣传，大家越是团结一致、兢兢业业，都能如期、很好地完成它。

这是中央电台内部的一场“人民战争”，全体动员，全体动手。整个广播大楼，彻夜灯火通明，路上的行人疑惑地看上几眼：大楼里出了什么事？一夜之间，清查了所有的播出节目，重新制作了9月14日的播出节目，没有新节目的，只好选择适合的节目重播。一夜之间，中央电台的整个节目的内容、口径变了个样，不知细心的听众当时察觉到没有？

林彪叛逃之后的宣传报道（2）

内外有别从容计议

当一切做好了准备，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出人预料的情况仍没有发生。如前所述，一切立足于公开，一切立足于出现最坏的情况，但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一直没有收听到林彪抵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苏联和世界舆论竟如此平静，这是怎么一回事？是林彪没有到莫斯科，还是在玩弄什么花招？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缄口不言，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