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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对于徐悲鸿，吴稚晖是他特别敬重的长者。吴稚晖生于同治四年（1865），徐悲鸿光绪三十一年（1905）还跟在父亲身后学画时，他就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同盟会。1915年，吴稚晖与李石曾创建留法勤工俭学会。1924年起，吴稚晖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要职。上世纪60年代，他还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文化名人”头衔。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曾主张彻底摒弃封建传统文化的吴稚晖，在规劝徐悲鸿的长信中，却表现出了一个长者和一个智者的固执——

“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他问。“倘觉感情无法控制，则避之不见可乎？”他又问。信结尾处，他还以自己的婚姻打比喻，“弟家中亦有黄脸婆，颇亦自足，使弟今日一摩登，明日一摩登，侍候年轻少女，吾不为也。”

徐悲鸿无法做出回答。

徐悲鸿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总务处也安排有住处，在丹凤街52号，大小共四个房间。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楼房，同住的，还有中央大学另外三位教授。其中谢寿康与他们同住二楼，楼下是何兆清夫妇和曾昭抡先生。当时蒋碧微父母以及蒋碧微的弟弟蒋丹麟也在南京，大小七口人，加上下人、奶妈，十分拥挤。徐悲鸿的创作，只好在国立中央大学画室里进行。吴稚晖闻知此事，二话没说，出资三千大洋，在南京鼓楼坡北面的傅厚岗，为徐悲鸿买下两亩宅地。

大恩不言谢。

面对这样一个长者，面对这样一种情义，徐悲鸿怎能将那个“不”字说出口？

谢寿康知道徐悲鸿的两难，也不逼他立即表态。

之后在舒新城家，徐悲鸿画兴大起，先是用铅笔为舒新城前妻贺菊瑞画了幅人物速写。后又提笔为舒新城的新妻刘济群写下“勇迈”二字，题曰：“济群女士为学深思，行其所安，不屈不挠，独与吾友舒新城相爱，险阻既经，前途坦荡，长此贻之。”

“你看我处理方式多得体，前妻后妻，一画一字，谁也不得罪！”又笑，“一个舒新城，一个谢寿康，还有一个徐悲鸿，现在的中年恋爱，恐怕已经成为时代之病了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　图画满分（6）

舒新城笑道，“我们已经从时代病中走出来了，只有你徐悲鸿，还在病中苦苦挣扎哦！”一时兴起，又为徐悲鸿作打油诗一首：

前日小谈后，急“马”大动摇，

时时想溜走，计划满头脑，

溜既溜不成，留住枉烦恼，

作“长”十九月，有甚可足道，

于人既无益，于己更无聊，

莫羡人洞味，且请试试瞧。

徐悲鸿看后“哈哈”大笑，“知我者，新城也！”

谢寿康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既然‘溜既溜不成’，不如再给碧微一个机会，看看她的表现，你的意思呢？”见徐悲鸿沉默不语，又说，“这样吧，我来安排，咱们一起去庐山牯岭陈散原处避避暑，如何？”

徐悲鸿无语。无语就是应承。

陈散原是徐悲鸿忘年之交，长徐悲鸿四十三岁。散原是他的号，其本名陈三立，又号伯严。进士出身，曾任吏部主事，后因参与戊戌变法，与父亲陈宝箴（湖南巡抚）同被革职，隐退后自号神州袖手人。陈散原的诗做得极好，但晚年与人谈诗，总是一再谦虚，“吾七十以后已戒诗矣。”怪的是，书法不是他的强项，但只要有求，总是午夜篝灯，勤勤交卷。他的两个儿子，长子陈师曾号称北京画坛首领，八子陈寅恪则是著名历史学家。在巴黎留学时，徐悲鸿夫妇与陈寅恪交往极密。

谢寿康陪徐悲鸿到庐山后不久，蒋碧微得到谢寿康及时反馈的信息，在母亲陪同下，也匆匆赶到了庐山。

看到岳母陪蒋碧微一起过来，徐悲鸿微微吃了一惊，他的嘴上没说什么，但他知道，在这场夫妻对决战中，他的败势又增添了一份。

徐悲鸿可以不理蒋碧微，但对这位善良又慈祥的岳母，他不能不理。1917年11月，徐悲鸿与蒋碧微携手私奔日本，生米做成熟饭。而在上海蒋家，女儿突然失踪，蒋碧微许配的查家又来逼婚，几乎乱成一团，不得已，只好置一口空棺，以女儿病死为由搪塞过去。一年后，他们从日本回上海，蒋碧微不敢回家，便和徐悲鸿住在旅馆里。岳母知道后，瞒着她的父亲，独自过来看望，见他们经济窘迫，又出资在民厚里租了一间厢房，帮小两口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光。

关于在庐山的这段生活，蒋碧微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散元先生一家对我非常好，徐先生则默然不理。朋友们极为掇促我们同出同游，我们曾登临五老峰，也曾在巨瀑之下，褫衣冲淋。游兴虽浓，但是这些都不曾使我们之间的僵局，有打开的希望。”

转瞬半个多月过去，暑期接近尾声。再过十来天，国立中央大学也要开学上课。

蒋碧微自己不好开口，便撺掇母亲试探徐悲鸿的心思。母亲既然陪女儿过来，自然希望他们夫妻和好，于是有意无意向徐悲鸿说，“立秋之后，一天比一天凉，也没有带更多的衣服，怎么办？”

徐悲鸿听出了她的话意，怏怏而答：“有什么怎么办？只好大家回去罢了。”

蒋碧微远远听见，心里一阵窃喜。辞职出国的事，当然也就从此不提。

《背纤》，孙多慈写于1934年秋，刊《孙多慈描集》。

从九江下来，坐的是招商局江安号客轮，船经过安庆，停靠一个小时。徐悲鸿走出船舱，独自立在甲板上。江岸之上，振风塔凌空而立，上矗云汉；迎江寺群殿相拥，气势雄伟。孙多慈曾向他说过，这是安庆东城之外一大风景，俗有“过了安庆不说塔”之美誉。往西有枞阳门，进城往西北，一个叫汪家塘的地方，便是她的家。徐悲鸿看江面上正冉冉而起的太阳，大概还不到早晨6点钟吧，此时的孙多慈，恐怕还在睡梦之中，她怎么能想得到，在南城外，在江安号客轮上，徐悲鸿正对她苦苦思念呢？那一刻，徐悲鸿真想随人流走下船去，在汪家塘方家大屋，找到孙多慈，不再回南京，而是隐进深山，做牛郎，做织女，过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

孙多慈《刘杏春女士》，写于1934年春。

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徐悲鸿仍旧是一个凡夫俗子，他的爱情观，他的生活观，都注定他无法如此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