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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唐室乱亡上（第1页）

第一节懿、僖荒淫

《旧书·帝纪》赞，谓唐之亡决于懿宗，以其时云南侵寇不息，调兵运饷，骚动甚巨，加以庞勋起义，“徐寇虽殄，河南几空”。《旧书·懿宗纪》。又引起黄巢起义也。然以唐中叶后藩镇之跋扈，不能戢其士卒，而恣意暴虐人民，终必至怯于公战、勇于私斗而后已。云南、徐方之变，安得不作？而中枢政令，悉为宦寺所把持，又断不能大振纪纲、削平藩镇也。故唐自德宗、宪宗，志平藩镇而未成，顺宗、文宗，欲除宦寺而不克，而其势已不可为，败坏决裂，特待时焉而已。懿宗之骄泆，僖宗之童昏，夫固不能为讳。亦如木焉，本实先拨，疾风甚雨特促其倾仆而已，谓其倾仆之即由于是，固不然也。

继嗣之不以正，自肃、代来久然，然未有若懿宗之尤可疑者。新旧《书·本纪》皆云：懿宗为宣宗长子，封郓王。其《诸子传》则云：宣宗子十一人。然合懿宗数之，实得十二。《旧书·诸子传》，例皆著其长幼。其叙宣宗诸子：曰靖怀太子汉，曰第二子雅王泾，曰卫王灌，曰第三子夔王滋，曰第四子庆王沂，曰第五子濮王泽，曰第六子鄂王润，曰第七子怀王洽，曰第八子昭王汭，曰康王汶，曰广王澭，靖怀及卫、康、广三王之次阙焉。《新传》于诸子，例不著其长幼。其叙次，卫王次广王下，又夔王作通王，云会昌六年（846年）封，懿宗立乃徙王，余与《旧传》同。《宗室表》：鄂王次怀王下，其余亦同《旧传》。诸子封年：新旧《传》皆云：靖怀以会昌六年（846年）封雍王，夔、庆二王同封，雅王封于大中元年（847年），濮王封于二年（848年），鄂王封于五年（851年），怀、昭、康三王封于八年（854年），卫、广二王封于十一年（857年）。封爵常例，合依长幼之次。雅王既长于夔、庆二王，何以受封反在其后？卫王既与广王同封，何以《旧传》列诸雅、夔之间？其事皆有右疑。考诸《本纪》，则《旧书》会昌六年四月制：皇长男温可封郓王，二男泾可封雅王，第三男滋可封蕲王，第四男沂可封庆王。大中元年二月制：第五子泽为濮王，第六子润为鄂王。五年正月制：第七子洽封怀王，第八子汭为昭王，第九子汶为康王。十一年六月制：皇第三男灌封卫王，十一男澭封广王。封年与新旧《传》乖违。《旧纪》既据制书，似当以之为准。夔王究封于夔，抑初封蕲后乃徙王，无可参证，亦不足深论。鄂、怀、康、广，次第皆有明文，既可补《旧传》之阙，亦足证《新表》之误。卫王不应云第三，《廿二史考异》谓为第十之误，其说极确。惟雍王之封阙焉。谓其人为子虚，则并懿宗数之，宣宗之子恰得十一，与新旧《传》都数可谓巧合，然于理终未安也。更考诸《新纪》：则卫王之封在十年（856年），而会昌六年（846年）之封，多一雍王渼。卫王封年之异，盖夺一一字，无足惑。靖怀之名，《通鉴》亦作渼，疑与汉因相似而误，亦不足深论，其必为一人，似无可疑。然则《旧纪》独阙靖怀之疑释，然宣宗之子，仍得十二人矣。此究何说邪？案宣宗未尝立后，故其子无嫡庶之殊，惟有长幼之异。《新书·后妃传》云：宣宗元昭皇后晁氏，懿宗追册。少入邸，最见宠答。及即位，以为美人。大中中薨，赠昭容。诏翰林学士萧寘铭其窆，具载生郓王、万寿公主。后夔、昭等五王居内院，而郓独出阁，及即位，是为懿宗。外颇疑帝非长，寘出铭辞以示外廷，乃解。皇子诞生，耳目昭著，何至疑其长幼？志铭通例，虽著所生子女，未必详其生年。《传》云具载郓王及万寿公

主之生，不云著其生于何岁，亦隐见所证明者，乃懿宗之为谁子，而非在其次第。盖懿宗实非宣宗子？宣宗长子，实为靖怀？武宗以弟继兄，宣宗以叔父继犹子，固非承嗣之正，究为先君遗体。懿宗盖族属已疏，无可立之理，宦官既拥立之，乃强名之为宣宗长子，使萧寘伪造铭辞，以著其为宣宗之体，又改国史，或去靖怀而以郓王代之，又或增一郓王而忘其都数之不合。新旧《纪》之文，亦各有所本也。

《新书·崔慎由传》曰：宣宗饵长年之药，病渴，且中躁，而国嗣未立。帝对宰相欲肆赦，患无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为有名。”帝恶之，不答。盖虽撄疾，实未自知其将死也。然变遂起于仓卒之间。《新书·懿宗纪》曰：宣宗爱夔王滋，欲立为皇太子，而郓王长，久不决。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亓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通鉴》云：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懿宗立后，三人皆伏诛。疽发于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见。上密以夔王属归长、公儒、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军中尉王茂元，皆上平日所厚也，独左军中尉王宗实，素不同心。三人相与谋，出宗实为淮南监军。宗实受敕将出，亓元实谓曰：“圣人不豫逾月，中尉止隔门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见圣人而出？”宗实感寤，复入。诸门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实翼道宗实，直至寝殿。则上已崩，东首环泣矣。宗实叱归长等，责以矫诏。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壬辰，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权句当军国政事。仍更名漼。此事盖因宦官相争，危及国本。宗实之入，恐不免凭藉兵力，必非徒一亓元实翼道之也。不然，王归长等安肯束手受缚邪？

《通鉴》云：上长子郓王温无宠，居十六宅，余子皆居禁中；而《新书·后妃传》言夔、昭等五王居内院，而郓独出阁。其《通王滋传》云：帝初诏郓王居十六宅，余五王处大明宫内院，以谏议大夫郑漳、兵部郎中李邺为侍读，五日一谒乾符门，为王授经。《新书》所据材料，盖但就受经者言之，故不数康、卫、广三王。自夔至昭凡六王而云五者？或其中一王已没，又或别夔王于自庆至昭五王也。靖怀薨于大中六年（852年），雅王史亡其薨年，若此时亦已薨，则宣宗之欲立夔王，正合长幼之序，诬为欲废长立爱，其说殊不雠矣。《新书·令狐绹传》：懿宗嗣位后，左拾遗刘蜕、起居郎张云劾绹大臣，当调护国本，而大中时引谏议大夫豆卢籍、刑部侍郎李邺为夔王侍读，乱长幼序，使先帝诏厥之谋，几不及陛下。又《杜悰传》：宣宗大渐，王归长、马公儒等以遗诏立夔王，而王宗实等入殿中，以为归长等矫诏，乃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久之，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独揖悰，他宰相毕、杜审权、蒋伸不敢进。乃授悰中人请帝监国奏，因谕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悰遽封授使者复命。谓庆曰：“上践阼未久，君等秉权，以爱憎杀大臣，祸无日矣。”庆色沮去。帝怒亦释。大臣遂安。《廿二史考异》云：《懿宗纪》及《宰相表》，悰以咸通二年二月相，距懿宗践阼之始，已两年矣。使帝衔怒诸大臣，欲置之死地，当不俟此日，《传》所云未可深信。《通鉴》载此事，与《新书》辞异意同。胡三省谓其辞旨抑扬，疑出悰家传。又引《容斋随笔》，谓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绹，曰萧邺，曰夏侯孜，曰蒋伸，此时惟伸在。毕、杜审权乃懿宗自用，不当有此事。二说所疑诚当，然或悰实有此事，特不在其为相之时。要之懿宗之立，殆全出中人，而宰相绝未与闻其事，则隐然可见。此则视王守澄之立文宗，尚奉一裴度以行之者，又不大同矣。事变之亟，可谓降而愈烈也。

夔王，《旧书》本传云：咸通四年（863年）薨。《新书·传》云：懿宗立，徙王通。昭宗时，与诸王分统安圣、奉、宸、保宁、安化诸军，为韩建所杀。而其《本纪》于咸通四年（863年），亦书夔王滋薨。《通鉴》亦同。则其人非特未至昭宗时，并无徙王通之事。昭宗时之通王，《旧史》不著其名，《通鉴》亦名滋。《廿二史考异》谓《新书》妄合之，德宗子有通王谌，韩建所杀者，殆谌之后嗣王也。参看第十一章第二节。

懿宗为荒淫之主，好音乐、燕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曲江见第七章第一节。昆明见第九章第一节。昭应见第七章第三节。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十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通鉴》咸通七年（866年）。《新书·宦者·杨复恭传》：昭宗言：我见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袭，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复恭顿首称善。帝遂问游幸费。对曰：“闻懿宗以来，每行幸，无虑用钱十万，金帛五车，十部乐工五百，犊车、红网、朱网画香车百乘，诸卫士三千。凡曲江、温汤若畋猎曰大行从，宫中、苑中曰小行从。”帝乃诏类减半。又佞佛。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于咸泰殿筑坛，为内寺尼受戒。《通鉴》咸通三年（862年）。胡《注》曰：盖宫人舍俗者，就禁中为寺以处之。数幸诸寺，施与无度。咸通十二年五月，幸安国寺，赐讲经僧沈香高坐，见《旧书·本纪》。又于两街、四寺各置戒坛、度人，凡三七日。亦见《通鉴》咸通三年（862年）。三七二十一日。遣使诣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其所费远甚于元和时。事在咸通十四年三月。《通鉴》云：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近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四月，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采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宠郭淑妃。生同昌公主，下嫁韦保衡，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事在咸通十年（869年）。《通鉴》云：赐第于广化里。窗户皆饰以杂宝。井阑、药臼、槽匮，亦以金、银为之。编金缕以为箕筐。十一年八月，主薨。十二年正月葬。韦氏之人，争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银。凡服玩，每物皆百二十舆。以锦绣珠玉为仪卫。明器辉焕，三十余里。赐酒百斛，饼四十橐驼，以饲体夫。主薨，帝杀翰林医官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宰相刘瞻、京兆尹温璋谏，皆遭贬斥。璋仰药死。伶官李可及，善为新声，帝以为威卫将军，宰相曹确执奏，不听。事在咸通八年（867年）。主除丧后，帝与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珠翠盛饰者数百人，画鱼龙地衣，用官五千匹，曲终乐阕，珠玑覆地焉。《旧唐书·曹确传》。《通鉴》云：以八百匹为地衣。纵恣残虐如此，岂似奉佛者？岂亦如刘总及吾所疑之代宗，继嗣之际有大不可以告人者，不慊于心，乃思奉佛以求解免，而其姿性庸下，又不知纵恣残虐之大悖于佛道邪？然国脉之为所斫丧者则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