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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上不让他知道而使他缺乏足够的准备一事所感到的震惊。艾森豪威尔决定不犯那种错误，他向我保证说他会使我知道所有情况，便于我如果继任他的话，我能有足够的准备。

只有很少伟人推荐自己的继承人，然而，象阿登纳那样对继承人如此苛刻则更少。在接见会谈中，甚至在他退休后，当着前去访问他的外国代表们的面，阿登纳还诽谤艾哈德。1959年夏，我在自己的副总统办公室内会见了艾哈德，他眼里噙着泪，梗噎着告诉我，由于阿登纳对他的态度使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阿登纳参加了杜勒斯的葬礼，回到西德之后不久，他宣布他将留任总理。虽然在我们的会谈中，他也顺便提到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一决定必定使他一直心情沉重。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机会表现出他在公共场合下难得的热情的美德。

从童年起阿登纳就一直是个园艺迷。青年时期，他就嗜好试验，企图培植“爬藤三色紫罗兰”，此事引起了父亲对他的责备：“一个人决不应该试图干涉上帝的事。”之后，在玫瑰园里的工作，使他在痛苦地躲避纳粹的年月里得到安慰，在担任总理职务不断受到压力时得到调济。一些职业花匠钦佩他的工作，其中包括于特森地区的马赛厄斯·坦陶，他于1953年培育一种玫瑰新品种，命名为快乐的阿登纳。这种盛开的、深红色的“康拉德·阿登纳”花，在世界各地的花园里仍能见到。

这是一位伟大的职业政治家和一位同样伟大的业余园丁的充满生气的遗物。

外交礼节经常使尼克松夫人成为阿登纳在白宫和其他外交场合下的宴会伙伴。他们相处得很好。有一次他问我关于她的出身情况。当我告诉他，她一半是德国人，一半是爱尔兰人时，他咬着他的手指，爽朗地笑了说：“我已经猜出来了，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相结合生出世界上最聪明、最美丽的妇女。”

在他们的谈话中，他知道她对花也有兴趣。在葬礼后的那天他来到我们家，要求看看我们不太大的后花园。几个星期后，从西德空运来了一百株玫瑰树。

第二年三月，阿登纳第七次访问美国。他事先捎来话，说要会见我，我们约定了一个晚上六点钟在我家见面。六点差一刻时尼克松夫人突然看到这位总理的轿车徐徐地开到屋前。当她开门时，他宣称，他提前来到是为了看看他的玫瑰树经过冬天的考验后的生长情况。当我六点回家参加会见时，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他已经站在我们的花园里，就像他后来和我讨论世界形势一样专心致志地正在和她讨论玫瑰的生长状况。

阿登纳对我们家的访问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注意，特别是因为他被照相师们和西德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们所追踪。一位名叫鲁思·蒙哥马利的专栏作家写道，“这位八十四岁的西德总理和四十六岁的美国人之间的友谊强烈地吸引着官方的华盛顿。

这两位政治家以前会见和聚在一起共同商量不下六次。但是最近这次肯定是最亲密的一次。”他又说：“如果尼克松占据了白宫，阿登纳似乎为又一次亲密的联系奠定了基础，就像他过去与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间经常保持的那种联系。

多年来，阿登纳已经是一位把报界当作战术政治武器加以利用的大师。那年六月，据说他认为参议员肯尼迪作为一名总统来说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足够的训练和经验。与此同时，弗朗茨一约瑟夫·施特劳斯这位阿登纳的国防部长已经命令他的部对肯尼迪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意义作一估价。一份国防部报告的副本——以“施特劳斯轻率”而闻名泄露给了《巴尔的摩太阳报》，该报将此报告用大字标题登出，“尼克松更能为德国人所接受。”据阿登纳的一名传记作家说：“就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而言，这是千真万确的。”

从1960年竞选运动临近之际，他给我的政治忠告和他对参议员肯尼迪的贬抑性的讲话可以看出，阿登纳力求与我发展友谊的实际的兴趣是清楚的。到五十年代中期，他知道我有可能成为总统，他要与可能成为艾森豪威尔可靠的保守派的继承人之间建立工作关系。

在十一月份肯尼迪获胜，我失败之后，他更清楚地表明，他的动机是包含个人成分的。从五十年代中期阿登纳就一直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西德，但是由于日常各种压力和职责总是使我们无法接受这一邀请。在选举中，我被击败后不久，收到了阿登纳的一封极其热情的来信。信中他同情地写道，他知道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并重新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访问波恩。

直到我第一次见到阿登纳的十年之后，我终于能够接受他的邀请。1963年夏天，尼克松夫人和我以及我们的两个女儿育六个星期的休假，其中包括在德国的停留。我在波恩的总理办公室拜访了阿登纳，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时只有他信赖的翻译在常我向他讲述了我对欧洲总的印象，并描述了我第一眼瞥见柏林墙时的沮丧心情。接着我们访问了法国，阿登纳特别要我转达对他的朋友戴高乐的最良好的祝愿，自从五十年代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他对戴高乐已经产生了无限的爱慕和敬意。他对下月将签字的禁止核试验条约表示了审慎地支持。但是他告诫说，苏联愿意签订这个条约，绝非反映了它的扩张主义目的会有什么变化。

然而，使我吃惊的是，这个共产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美国不应该“把它的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应该与共产党中国逐步建立友好关系作为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

在我们谈话中，我第一次悲伤地注意到他已经失去了一些在我们以前谈话中一直是那么明显地流露出来的很高的热忱。

继柏林墙的危机，他的党在选举中遭到猛烈的攻击后，他屈服于一些年轻领导人的压力，许诺两年后下台。现在那个时刻迫近了。他很快就不再执政了，对他的继承人他几乎没有什么信心，而在他全面地实现他的联合的、稳定的自由欧洲理想之前，他将离开舞台。

1963年10月，阿登纳在联邦议院上作了告别讲话。当他讲演完毕，整理好讲稿，从内阁席的椅子上站了起来，直挺挺地、严肃地走到分配给他的议会席的桌前。在他放弃总理职务的权力时，他的忍耐是可贵的，他的脸部是异乎寻常地无表情，但是他的内心处于混乱之中。虽然他花了十四年的时间为建立一个繁荣、自由、安定的西德奠定了基础，但在离职时，他却深感不安，因为他担心，他所已经建立起来的不一定能保持下去。

他的继承人，路德维希·艾哈德虽然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是缺乏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与此同时，阿登纳认为是不祥之兆的事态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正在渐露端倪。上月内，美国和加拿大宣布打算向苏联出售价值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小麦和面粉。仅在他向联邦议院所作的告别演说前二天，他坚决要求肯尼迪总统在苏联没有作出任何表示诸如有关柏林等问题的让步之前，决不要批准这样的买卖。那年夏天，他告诉我恰恰是他担心的事发生了，当他提到缓和这个词时，他显然在颤抖。

他说：“我为谈论缓和一事而感到厌倦和害怕。”

对西方某些天真的领导人和舆论制造者们把缓和看成威慑的替换物；而不是如我们俩人所坚持认为的、没有威慑就没有缓和的观点的这种倾向，他和我一样都对此表示担心。

我们的最后一次会见是在1967年我到欧洲进行实地调查旅行期间，那是在1968年总统竞选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