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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为了向上爬，就必须具备才智、顽强的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认识到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取得政权后不久，杜勒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在共产党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中，任何幸存下来并爬到最高层的人，必定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他说得对。一位有洞察力的西方外交官曾说过，赫鲁晓夫是一个有“钢铁之心”而外表看起来优柔寡断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1959年，当时我去苏联是为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美国国家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同年晚些时候，在他访问美国时，我又一次见到了他。

1959年7月我动身赴莫斯科前不久，国会通过了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自1950年以来，每年都要通过这么一个决议案。艾森豪威尔发布了该决议案中规定的公告，敦促美国人研究被苏联控制的国家所处的困境，并保证支持这些国家的正义的愿望。

赫鲁晓夫是仅在我自美国抵苏联之前九十分钟，才从波兰回到莫斯科的。波兰人民抱着冷淡和蔑视的态度接待了他。总起来说，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关系是紧张的。赫鲁晓夫一回国，就立即在机场发表一篇强烈谴责被控制国家决议案的讲话。当我的飞机着陆时，受到了冷淡而符合一般礼仪的接待。福罗尔·科兹洛夫副总理发表了一通冗长而又措词强烈的欢迎词，但既没有乐队奏两国国歌，也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很明显，被控制国家决议案触到了他们的痛处。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我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举行我们第一次会晤。当我走进去时，赫鲁晓夫正在房间远处一个角落里审视着苏联人几个月前发向月球的月球卫星的模型。

他把模型放回原处时，它好象是个特大型的棒球，而他的双手显得很小。他跨着无节奏的步伐向我走来。他的个子比我预想的还要矮，身高不超过五英尺六英寸。身围肥宽、两腿粗短以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式的双肩，使他显得矮胖、笨拙。当我们招手让摄影师照相时，这位六十五岁的苏联领导人握手强劲有力，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着巨大生命力、体格强壮和牛一般浑身是劲的人。

赫鲁晓夫当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和蔼可亲地和我聊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扫视着室内每个角落。他有一副圆脸、厚嘴唇、坚实的颚头、狮子鼻和高颧骨，显得生气勃勃。

他对我约于八个月前在伦敦市政厅发表的演说表示赞赏。他说，他欢迎我在讲话中所阐述的那种和平竞赛。然后，他挥手示意摄影师出去，让我在长型会议桌前与他面对面地就坐。

气氛立即发生了变化，他提高了嗓门，就被控制国家决议案开始了长篇激烈的演说，宣称这是严重的“挑衅”，是愚蠢的和威胁性的决议，还不时用拳头在桌子上砰砰乱敲。他要求知道，战争是否是我们下一步要采取的步骤。他说：“在此以前，苏联政府认为，国会决不可能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但是，现在看来，麦卡锡参议员尽管已死，但他的阴魂还不散。

对此，苏联不得不时刻准备着。”

我向他解释，该决议案是表达美国的看法，而不是要采取行动的号召。我试图接着谈其他题目，但赫鲁晓夫没有这个准备。我终于说了，在白宫我们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要中断看来无法取得结果的冗长的讨论。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我们已经揍死了这匹马，现在，让我们换一匹吧！”

在翻译过程中，他毫无表情，但决定对这个问题还要再试一下。他说：“我同意总统的说法，我们不应当揍一匹马花那么长的时间。但我仍不明白你们国会为什么在这个重要的国事访问前夕要通过这么一项决议。”至此，他还满脸愠色，疾言厉色地喊了几句我感到是相当粗鲁的话。后来成为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而当时是他的泽员的奥列格·特洛扬诺夫斯基的脸红了起来。显然，他感到尴尬，并看了看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

这位大使懂俄文，他泛泛一笑置之。过了几分钟，这位译员翻译说：“这项决议名声很臭，象是一堆刚拉出来的马粪发出的恶臭，没有别的比这味儿更难闻的了！”

在翻译过程中，赫鲁晓夫一直盯着我。我决定要诱使他摊牌，让他自己讲条件。我想起了情况介绍材料中说，赫鲁晓夫在青年时期当过猪倌。我还回忆起我童年时，人们广泛使用马粪作肥料，但是，有一回一个邻居曾使用了一筐猪粪，恶臭熏天。我一边直视赫鲁晓夫的眼睛，一边以交谈的口吻答道，“恐怕主席弄错了。有一种东西却比马粪还难闻，那就是猪粪。”

翻译后的一刹那，赫鲁晓夫欲怒未怒，两侧太阳穴的血管看来随时会胀裂。然后，他突然笑了起来。他说：“这点你是对的。”“所以，也许你说得对，现在我们该谈别的问题了。然而，我必须告诫你，你在访问期间将会听到关于这项决议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而很少在其他问题上，赫鲁晓夫是信守诺言的。

我难得象在1959年与赫鲁晓夫所进行的一系列高级会晤那样作如此充分的准备。经过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第一次会晤后，我认识到，没有大量的事先工作能使我完全准备好与赫鲁晓夫的会晤。他对此根本没有预料到。什么礼貌、礼仪、旅行计划对他来说都等于零。在我整个访问过程中，他常常对我发表高谈阔论的长篇演说，在美国电视台模型的摄影机前奚落美国，在美国厨房模型的洗衣机前用核导弹威胁西方，在感到惊讶的尼克松夫人、赫鲁晓夫夫人和其他客人眼前，他把一个社交性的午餐变为五个半小时的外交政策辩论会。

与赫鲁晓夫会晤刚结束，我反复思考了这几次会晤的情况，而赫鲁晓夫这个人的形象也就在我脑海里形成。他总是采取攻势，对其对手的弱点有种本能的感觉和向对方榨取好处这种几乎是强制性的倾向结合了起来，也就是，对手让步一英寸，他便推进一英里，只要别人显露出一丁点儿胆怯，他就在你身上辗过去。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行动上，他都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人，尤其是有观众在场时，他有卖弄自己的癖好。

他是一个在会晤前要做准备工作的人，对其对手的立场，了解得如同对自己的立场那样清楚，他为此自鸣得意。在辩论中，他给人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善于随机应变，国为他在被逼到墙角或难以守住阵地时，能够曲解、搅乱和改变话题。他的感情显得很激动，然而他的言行向我表明了，在讨论重要付题时，他严肃认真、冷静、不动声色，并采取分析态度。

赫鲁晓夫使世界时而感到有趣、时而感到惊愕，达十一年之久。他于1953年从斯大林助手的行列中平安无事地爬了上去，而于1964年他的同僚出入意外地将他废黜时，他又砰地一声下了台。他给世界留下了执政时期的赫鲁晓夫的三个形象：是一个爱吹牛皮的小丑。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在这方面，他胜过任何一个现代苏联领导人；是一个能冒险的实用主义者。他一直不为教条所束缚，但他力图用其考虑不周的灵丹妙药而不是采取从长计议的办法来解决国内问题；是一个共产党的极权主义者。他踩着对手和同胞的尸体爬到执政的地位，通过把那些反对者送去流放而执政，一直到自己成为自己一手使用过的那套手段的牺牲品而告终。

通过我与赫鲁晓夫的会见，发现这个小丑戴着两副面具。

一会儿他可能是吵吵嚷嚷、兴高采烈、性格开朗，洋溢出友谊和几乎是诱人的魅力。他脸上笑嘻嘻，说着一切场合都说的粗俗的话。他跟我说话时，有时抓住我的西服翻领，仿佛准能吸引我的注意力似的。他常常向我靠近，小心地向两旁观察一下，看是否有人在偷听，然后小声地泄露点有关苏联军事计划的“秘密”。

过一会儿，尤其是在有人听他讲话的场合下，他可能成为粗暴的、飞扬跋扈的、怒不可遏的一个深深刻上个人印记的高调外交的大师。在他发表装腔作势故意夸大其词的讲话期间，他跟我面对面地站在一起，用食指轻轻地碰我一下，好象口头上的强调还嫌不够，需要用实际的动作来加强讲话的效果。他常常眯着眼睛，象机关枪手瞄准准星一般。然后，他的论点、大话、亵读的语言象连珠炮似地脱口而出。在与赫鲁晓夫会晤结束后，我不禁想到，在他怒火燃烧的一刹那所说的许多话，在文明外交时代足可以挑起宣战的。在我们时代，这些话不过使译员感到脸红而已。

赫鲁晓夫这个小丑能够熟练地运用戏剧表演艺术，这一点是我在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国家展览会时走到电视台模型前发现的。一个青年技术员要求把我们相互寒暄致意的话录下来，以便在展览会开放期间向观众重播。起初，赫鲁晓夫似乎表示怀疑，但是工人群众的场面壮大了他的胆。他很快爬上讲台讲起话来，以便让人摄影，并向观众重播。

他问我：“美国存在多久？三百年？”我答称，美国大概是一百八十岁了。他一边大挥其手臂，把整个展览厅扫视一遍，一边说：“哦，那么美国已生存了一百八十年了，这是她已达到的水平”，“我们存在还不到四十二年，再过七年我们将会达到同美国同样的水平”。观众被他的吹嘘吸引住了，他们的欢呼声似乎在怂恿着他。赫鲁晓夫说：“当我们赶上你们并超过你们时，会向你们招手的。”他以矫揉造作的姿势若无其事地把这个最后奚落人的话应付过去，当他挥动其圆而胖的小手，向想象中的正在远处消失的美国告别时，他眼睛睁得大大的，煞有介事地凝视远方。

贴着赫鲁晓夫的一些滑稽动作的照片的相册，不仅极其吸引人，而且能说明问题。这些快照有的是在他处于极佳状态时拍的，有的是在情况不佳时留下的。例如，照片上的主人对他的国家和他本人的威望的态度如何，他是极其敏感的，他可以施展其小丑动作来表现这一点。1956年在南斯拉夫乡村访问期间，他使用的那辆公家汽车的轮胎跑了气，他便开玩笑似地向五十九岁的副手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挑战，要求立即在马路边与他进行摔跤比赛。这场开玩笑似的比赛分散了新闻记者的注意力，而铁托手下的人则可以借此机会修理这辆车。记者们为这个景象感到瞠目结舌，都发出了一系列有关描述这两位共产党重量级运动员在路边比赛的消息，而没有报道令人难堪的跑了气的轮胎事件。

但是，大部分照片常常是暴露他的缺点的，因为这些照片常常说明赫鲁晓夫是个无耻的恶棍。在1959年柏林问题危机期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了莫斯科，并且建议柏林争端应当在外长会议上进行讨论。在赫鲁晓夫看来，由于外长缺少必需的决策权力，这些会议是徒劳无效的。为了说明外长们是多么无足轻重，他随口向麦克米伦说，如果他要他的首席外交官安德烈·葛罗米柯脱下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也会这么干的。

麦克米伦并未听清赫鲁晓夫所说的最后一句下流话。1960年赫鲁晓夫在向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他提出了若干改革国际机构的建议，其中一个建议是把联合国总部迁到瑞士、奥地利或苏联。当联合国大会否决了他的建议时，他又喊又笑，来扰乱其他代表的发言。他那种象乡巴佬式的祖鲁表现，在麦克米伦讲话时达到了高峰。在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代表面前，这位苏联领导人脱下了一只鞋子，就象用小木糙一样，把桌子敲得砰砰作响。

赫鲁晓夫是个粗野的狗熊般的人，是其俄罗斯祖国的粗俗的矮胖子，一个典型的性情暴躁、好说大话的“穆热克”——乡巴佬。

但他只是在想扮为丑角时，才是一个小丑，此刻，他的丑角表演艺术自然地就表现出来了。他是把装腔作势故意夸大的语言和轻率的态度作为策略加以运用的。

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苏联在实力上远不如美国。赫鲁晓夫企图用意志力来弥补军事实力的不足。他以核战争进行恫吓，并为了使西方害怕苏联的实力而宣称：“你们的子孙将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他骗不了多数西方领导人，但是，他的好战使得许多公众相信，在他自称想要“和平共处”的同时，他对发动一场战争会毫无顾忌的。

他在1956年访问英国期间，发表了一篇讲话，表现了他典型的本性。他告诉听众说，他在车队进行的时候看到有几个人在抗议他的访问，尤其注意到了一个向他挥舞拳头的人。为了加强语气，他边挥舞拳头边说：“一报还一报，我的回敬就是这样，我们彼此都明白。”听众笑了起来，但赫鲁晓夫转而平静地说：“我要提醒那个人这么一个事实，过去曾多次试图用这种方式跟我们讲话……。希特勒向我们挥舞过紧捏的拳头。他现在躺在坟墓里了。难道我们不该变得文明理智些而不相互挥舞拳头，我看该是时候了。”

赫鲁晓夫也可能作为务实主义者被载入史册。他不是一个用死记硬背的方法懂得共产主义圣典每一个教条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

赫鲁晓夫以自己的实用主义而感到骄傲。有一次，他向我谈到他的副总理伏罗尔·科兹洛夫，他是来出席全苏展览会的开幕式的，我在纽约欢迎过他。科兹洛夫是个执行者，他盲目奉行党的迂回曲折的路线。赫鲁晓夫曾以明显的蔑视态度议论过他。他说道：“科兹洛夫同志是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人。”赫鲁晓夫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共产党人，不过，他不愿受教条本身的束缚。

他常常严惩那些马列主义的“夸夸其谈的雄辩家”，认为他们是一些学舌的“鹦鹉”，死记硬背一些在当今时代“不值一戈比”的过时的理论段落。他有一回惊叹道：“如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能从坟墓里爬起来，他们会嘲笑这些书蛀虫和引经据典的人。这些人不去研究现代社会和创造性地发展理论，而企图在经典著作中找到一条关于如何处理拖拉机站问题的语录。”

他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宗旨的信仰，不是后天获得的，而是天生赋有的。他脑子里装着来源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旧框框，然而他不大注意意识形态的错综复杂性。他不同意斯大林的那句格言：“如果事实与理论不符，改变事实。”但是谁也不能指责他错过推动事业前进的机会，或者象他所说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机会”。

在我访苏期间，赫鲁晓夫陪同我到莫斯科河上乘船游览之际，正是他处于最佳精神状态之时。有八个场合他让船停下来，向附近游泳的人招手致意，并喊道：“你们谁是被控制的？

难道你们是奴隶不成？”这些游泳者显然都是共产党显要人物，他们齐声回答“涅特”——不是。然后，他用胳膊肘碰碰我的胸脯，并大声说：“看我们的奴隶是如何生活的？”这时，苏联新闻记者把每个字都记了下来。我们上岸时，赫鲁晓夫微笑着。

我对他说：“你知道，我真该佩服你，你决不放过一个机会进行宣传。”他反驳道：“不，不，我不搞宣传，我说的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