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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则在于三十年代的教训在八十年代是否会被汲泉—而且是及时地汲龋反殖民主义的革命者：恩克鲁玛、苏加诺、尼赫鲁对西欧各国来说，战后这段时期意味着帝国时代的结束；对这些国家以前的许多殖民地来说，则意味着它们突然陷于走向独立的、变幻无常的境况之中，对这些殖民地的领导人来说，又意味着这是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有些人将通过这场考验，有些人则可能通不过。其中特别引起世界瞩目的三位是：加纳的思克鲁玛，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印度的尼赫鲁。

他们都具有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在摆脱殖民统治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且都雄心勃勃地涉足于国际上第三世界的政治大漩涡之中。他们事迹中的类似之点和差别之处表明，领导一场革命和建设一个国家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是迥然不同的。

1947年，我以赫脱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访问欧洲，发现各国领导人都在竭力进行奋斗，以便把他们的国家从被破坏得如此严重、以致无法想象的废墟上恢复过来。他们需要取得帮助来重建家园；需要食品以免使成百万人挨饿。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丛林中创建新国家的。他们能够求助于很多世纪以来先进的文明所积累起来的智慧，可以仰赖于在过去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使他们摆脱出来的精神力量。在这片废墟下面，还有一支非常称职的劳动大军，他们在管理现代化的工业经济方面是富有经验的。当时应该做的事情，只是给他们以工具就行了。有了工具，他们自己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个任务的。

十年后，我访问了加纳，代表美国参加该国独立的庆典活动。尽管加纳缺乏受过训练的劳动大军及欧洲国家那样的工业基础，但我听到的简单介绍表明，它在开始走上自治道路之时，是有过取得成功的良好机会的。

加纳是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殖民地。它是通过和平革命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而取得独立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克瓦米·恩克鲁玛曾在美国林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受教育。那时，加纳被欢呼为英国的“创造性的退让”政策的榜样。值得赞扬的是，英国人像他们在其他殖民地所做的那样，通过培训加纳文职人员及把他们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来的办法，为这个国家取得独立进行了精心的、细致的准备工作。

加纳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和一支受过教育的人才队伍。由于它的可可的收获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因此，加纳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

今天，加纳却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灾区。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源之一是克瓦米·思克鲁玛本人。有的人在领导革命时能够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在随后建设国家时却遭到彻底的失败。恩克鲁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来自全世界的代表团参加了独立庆典活动。在一家为接待来访代表团及将会随之而来的旅游者修建的新旅馆里，我们度过了难忘的第一个夜晚。我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当时，人民在街上载歌载舞，跳着《嗨，生活》的舞蹈，通霄达旦，几乎使我们彻夜未眠。

肯特公爵夫人代表英国王室参加了庆典。她乘着一辆罗尔一罗伊斯汽车来到会常尽管天气炎热，她看来还是无可挑剔的平静和庄重。当她代表王室在议会开幕式上宣读讲稿时，加纳的部长们和当时的反对党的代表们，都戴着白色的英国假发。整个庆典活动是在极其庄严的气氛中进行的。

英国总督查尔斯·阿登一克拉克举行的招待会，是一项盛大的庆祝活动。来自全世界的达宫贵人们都加入了长长的接见行列。我的夫人和我走到最前面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为阿登一克拉克感到难过。他是一位显得迟钝臃肿的人，穿着英国人要求他们的外交人员在热带也得穿的厚毛料制服，汗流浃背。我们握手时，他说，“这是小憩的好时候了。”他陪我们进入一间有空调设备的接待室。人们给我们端来了冰镇柠檬水。阿登一克拉克监督过这次独立的许多准备工作，因此，我问他加纳的试验是否会行得通。他思考了一下，耸耸肩膀，答道：“成功的机会大约有百分之五十。我们是尽可能为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得好一些。不过，你们也别忘记，自从我们在丛林中把各部落正在交战的这个地区划出来以后，至今还只有六十年的时光。你们昨天晚上见到的在街上跳舞的那些人，也可能过早地赢得了独立。不过，我们是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这样干的。”

温斯顿·邱吉尔曾经对我说过，他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反对殖民主义的热情的驱使下，迫使英国、法国和其他殖民国家过早地从非洲和亚洲撤走。他相信，自治毕竟是每个国家的权利，但他又说：“民主制度的政体，是政府形式中最难管理的一种。这需要让人民有数年的准备时间，以便使他们能够自己处理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

1957年，我像其他所有参加独立庆典的美国人一样，确实为当时那种乐观的气氛所深深地感染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马丁。路德·金。一天晚上，我们就加纳未来的前景谈论了一个多小时。他那极为明智、冷静客观的估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双眼闪闪发光，深情地对我说，“加纳只能这样做。

全世界正在注视着它，看看赢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是否能成功地管理自己。”

我当时认为，加纳一起步就这样顺利，恐怕只有精灵才能把它毁掉。我根本没有意料到，恩克鲁玛居然发展到成为这种精灵的地步。事实上，当时他在举止和言谈方面还是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的。

恩克鲁玛声称，他对美国的民主和它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深为钦佩。当我在赠礼仪式上宣布，美国政府将赠送给他一份官方礼物——一所全套的技术图书馆时，他看来很高兴，说，这将帮助他把西方文明中先进的科学成果在非洲推广。他还告诉我，亚伯拉罕·林肯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决心按照适合于加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方式来实行林肯的原则。

恩克鲁玛于1909年出生在英属西非的一个偏僻地区。他的父亲是村里的金匠。他本人在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和黄金海岸著名的阿契莫塔学校求学。由于他非常聪颖，他的叔父——一个金刚石的勘探者——决定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他在林肯大学获得了神学学士的学位。之后，又在美国和英国进一步深造。1947年，获得两个大学学位的恩克鲁玛怀着对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的强烈兴趣，回到了黄金海岸。不久，他组织了自己的政党——人民大会党，后来，他象萨达特和尼赫鲁一样，由于参与赞成独立的各种活动，终于被捕了，入狱服刑。1951年，人民大会党在大选中赢得压倒多数的胜利，阿登一克拉克释放了他。翌年，他当了总理。

自青年时代起，恩克鲁玛就显露出公开演讲的才华，他那宏亮的声音和深思的漂亮外表对群众很有吸引力。我看到过他使那些聚集在一起参加1957年独立庆典的人们入迷的情景。

尽管他在私下谈话时语调温和，但当他来到人民中间并向他们讲话时，就判若两人了。他只要说上几句话，就能使他们激动得发狂。很明显，他的人民是忠于他的。我与他交谈时，发现他看起来也是忠于他的人民的。

但是，在独立庆典火热的激情消逝之后，加纳又慢慢地从一个灾难倒向另一个灾难了。恩克鲁玛恣意挥霍，把大量钱财花费在落后国家视为现代化象征的那些工程上，如，搞一座大坝，开辟一条航线，建一个机场。他决心使加纳在经济上独立，企图通过在本国生产加纳所需的一切的办法来取消进口。

这对恩克鲁玛来说，就是意味着由政府来进行生产——不管政府是否能胜任，也不管当地生产的物品比进口的还要昂贵。他对工业企业、种植园和商店实行了国有化，得到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他不仅把自己看作加纳的国父，而且看作非洲独立之父。他白白地为非洲统一组织总部耗费了大量资金，该组织的总部最后却设在埃塞俄比亚。他还把加纳的钱财源源不断地倾注在非洲其他地方的独立运动上。

加纳本可以从与西方工业化国家进行紧密的联系中大受其益。但在这一时期中，恩克鲁玛的反西方的偏执狂和咄咄逼人的泛非主义却逐步升级了。他大搞个人迷信，肆意挥霍政府正在迅速减少的资金，为自己建造了精致的纪念碑。

六十年代中期，仍然是加纳主要出口物品的可可的价格暴跌。加纳再也没有任何储备可以依靠了。

当经济情况恶化时，恩克鲁玛不仅没有集中全力采取必要的强硬措施来扭转局面，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别人。加纳北方的几内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包括黄金和金刚石的国家。几内亚的领导人塞古·杜尔1960年来华盛顿访问时，我陪他去白宫。他走了过来，看样子很热情、英浚不过，他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强加于几内亚，并希望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两个国家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几内亚尽管自然资源丰富，其境况甚至比加纳更糟。恩克鲁玛像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埃及的纳赛尔一样，虽然无法应付国内的问题，却滋生了贪得无厌的、在国外进行冒险的欲望。他试图把加纳和几内亚合并起来，但未获成功。

随着岁月的流逝，恩克鲁玛越来越脱离人民了。他自称为“救世主”，从戒备森严的官邸中，向全国发号施令。1964年，所有的反对党都被宣布为非法，许多抨击思克鲁玛的人被投入监狱。两年后，加纳的经济形势由于可可价格的波动和耗资巨大的发展项目所带来的后果而变得更加动荡了。于是，军方在恩克鲁玛访问北京期间，把他推翻了。1972年，他在几内亚流亡之时去世。

加纳在独立以后的头二十五年中，发生过五次军事政变，有过三届民选政府。可可现在仍然是加纳经济中的主要产品，但其产量仅及独立前的一半。它的黄金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二。

国营种植园的烟草产量只为八年前的十分之一。粮食生产也下降了。在领取工资的劳力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由政府支付工资的。

思克鲁玛留下来的遗产是：他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贪污腐化盛行的政府机构，以及破产了的经济。思克鲁玛所造成的破坏，需要由国家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进行多年的努力才能够恢复过来。

就某种意义而言，加纳是一个好心办了坏事的悲剧。恩克鲁玛在争取独立的热情的驱使下，可能相信他自己能创造出奇迹。但他掌权之后却被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所吞噬了。西方那些施加压力以加快非殖民化进度的人之所以那样做，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思往昔，当时那些比较慎重的人，恐怕才是比较现实的。

在世界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中，数以十计的殖民地前哨地区的人民，已经可以任凭那些损人利己的新领导人宰割了。旧殖民结构的瓦解为一场新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开辟了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那些夺得权力的人争夺巨额财富开辟了道路。这些以前的殖民地中，有许多人是在对民主毫无体验的情况下获得独立的。所以，他们只了解民主的皮毛。结果，他们得到的只是专制或穷困，或是两种兼而有之。

对加纳来说，更加可悲的是：已经出现的这种境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最好的实证之一，是加纳的邻国——象牙海岸，它与加纳和几内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现在，象牙海岸由于近海石油矿藏的开发，显然已经处于新繁荣的边缘。然而，在此之前，它既缺乏几内亚所拥有的矿藏资源，独立前的经济又不象几内亚那样富裕。但是，象牙海岸有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这样一位对现实有着深切了解的领导人。乌弗埃·博瓦尼在法国内阁中担任过好几个职务，包括在戴高乐手下担任过国务部长。尽管他极力把人民要求成立一个国家的愿望当作自己的意愿，但他坚持认为，骤然建立起来的“绝对的独立”——用他自己的话讲——将使这个新兴国家陷入混乱之中。象牙海岸干1960年从法国独立出来时，虽然割断了它与法国的一些联系，但没有割断主要的联系。他不但没有驱逐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反而把他们请进来。他不但没有推行国有化，反之，给予私人企业以基本的信任。结果，象牙海岸成为西非最繁荣的国家，每年的增长率为百分之八，人均收入为加纳的三倍和马克思主义的几内亚的九倍。

象牙海岸在政治上向民主社会过渡所取得的进展，还没有象许多人原来所希望的那样巨大和迅速。但是，它也没有掉进操之过急、要求过多、结果一无所获的陷饼。可以肯定的是：在黑非洲的所有国家中，象牙海岸与别国相比，是可资利用的自然资源较少，但获得进步较大的国家。

乌弗埃·博瓦尼坚持说，在他的领导下，他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也为将来政治上的进步奠定了基础。只有时间才能证实这一点。不过，在一个方面取得进步，总比在两个方面都失败要好得多。谁要是就非洲的未来打赌的话，都将不得不承认：象牙海岸的前景比它的邻国都要光明。

世界上正在就富裕的、工业化的北方是否需要向不发达的、贫困的南方大量进行资助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辩论。赞成这种想法的热情鼓吹者说，我们需要有一项帮助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贫穷国家的“马歇尔计划”，这种想法的意图是良好的，但它完全是幼稚的。按照马歇尔计划，美国仅向西欧各国提供了总额为一百二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向日本也只提供了二十三亿美元。由于这些先进国家都具有自己的工业能力，如果它们没有外界援助的话，自己也是可以恢复过来的。

外界的援助，仅仅是加速复兴进程的一种手段。

第三世界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就不同了。第二次大战以来，美国已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将近九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这笔钱中，有一部分是被用在刀刃上了，但大多是浪费了。总的说来，其成果是令人失望的，与欧洲和日本相比，则尤为令人沮丧。恩克鲁玛的加纳所发生的悲剧证明，未来应记取的教训是：为了取得经济上的进步，必须仰仗于技术知识和一个鼓励私人投资的、稳定的政府。

象加纳的恩克鲁玛一样，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也是一位富于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他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争取独立的斗争。

然而，苏加诺也象恩克鲁玛一样，一旦独立得到巩固，他又变成一种灾祸。这两个人都只会摧毁，而不会建设。

苏加诺长得很英俊。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自恃到了趾高气扬的地步；他还具有一种令人兴奋的、使群众为之着魔的风度。然而，他又是一位允许革命发展成为宗教的革命领袖。这种革命并不是实现某一目标的手段。相反，它本身就是目标。

三十年代期间，苏加诺一再遭到荷兰人的监禁和放逐。这段经历使他十分忿懑，怨气难平。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并站稳脚跟之后，他还通过在荷属新几内亚制造混乱的办法，继续推行他自己的、反对前殖民主子的革命。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苏加诺。在我们会见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不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