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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而为人所知的。他的政府是苛严的权力主义政权，但因为纳赛尔是一位受人爱戴的革命领袖，所以这种苛严程度似乎减轻了。

纳赛尔的目标是超国家的，他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就是他给他的人民以一种超越埃及疆域的使命感：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朗国王的目标首先是民族的，但也是地缘政治学的，把伊朗当作西方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一个堡垒。他想使伊朗成为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大国，因而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集中于纳赛尔忽视的那些工作上。因此，伊朗国王的工作缺乏戏剧性。他没有一条苏伊士运河可以实行国有化。他没有把他的军队拉去向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猛冲。他也不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的狂欢浪潮中上台的。其实，他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伊朗国王中的一位罢了——事实上，他也是少数几位自然死亡的国王中的一位。有一次，当他被问到为什么许多人不相信他时，他笑了笑，坦率地回答：“究竟有多少位伊朗国王得到信任呢？”

伊朗国王是有才干的，也是勤勉的。他的政权并不比纳赛尔的政权更独裁。他在国内的成就是相当大的。他在稳定的基础上带来了进步，纳赛尔则在没有进步的情况下带来了不稳定的局面。但伊朗国王并没有象纳赛尔那样，拨动他的人民感情上的心弦。

伊朗国王由于在他的反对者开始向他提出挑战时还犹豫不决，因此，他被旧事物所压倒和吞没了。另一位专制君主费萨尔却制服了旧事物。

费萨尔由于个人和制度上的原因而继承了王位。沙特阿拉伯有五位国王。一位是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创建者。其他四位是他的儿子。在这五人中，只有沙特国王是腐败的。即使这样，他的腐败也是建立在对人民宽恕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沙特国王已经开始实行了某些改革，后来为费萨尔所完成。

作为一位实行现代化的君主，费萨尔具有更为优越的条件。他的权力既是精神上的，又是世俗的；而且看来是源源不断地来自于人民的。沙特阿拉伯国王是世界上少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接近并与他谈话的国家元首之一。与伊朗国王统治的伊朗相比，他的国家的族类更为单一，促使伊朗国王倒台的急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紧张局面，在沙特阿拉伯也没有出现过。

费萨尔在沙特阿拉伯完成了伊朗国王希望在伊朗完成的大量业绩。他不必要与顽固对抗的教士进行斗争，因为沙特阿拉伯不是政教分离的。他在改革的同时，又密切注视着改革对他的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他只允许那些适应于沙特阿拉伯和不会破坏其文化结构的影响存在。

正如伊朗的悲剧所表明的那样，光靠巨大的石油财富不可能为沙特阿拉伯买来安全或繁荣。费萨尔的任务，是在不破坏这个崇敬神灵的国家的本质的情况下，使沙特阿拉伯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国家是他和他的父亲从阿拉伯沙漠中建立起来的。他在掌权的十一年中，认真审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小舞合上的大人物：李光耀、孟席斯

在我见到的所有领导人中，最能干的两位是小小的都市国家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及澳大利亚已故的总理罗伯特·孟席斯。他们都有小舞台上的大人物这种特色。如果在其他的时间和地方，他们完全可能成为象邱吉尔、迪斯雷利或格拉德斯通这样的世界性的领导人物。

这两个人的特点极不相同。奇怪的是，他们的背景和观点却十分相似。他们都是英国前殖民地的领导人，而且都是杰出的律师。他们本可以从事法律工作而大发其财，但他们都发现，法律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有束缚的。他们两位也都是精力充沛、善于言词和有才干的人。尽管他们由于受到历史的偶然性的制约，只能在小国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们并没有从狭隘的或局部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由于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视野开阔、通观全局的，因此，我和他们的晤谈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谈话。

虽然他们两人的观点本质上都是亲西方的，但他们象麦克阿瑟一样，也都认识到世界上的力量平衡正朝着有利于他们地区的方向稳步转化。这两个人都力求保证他们的国家能够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最繁荣、最安全和最有影响的国家。

在个人条件方面，李光耀和孟席斯是很不相同的。孟席斯的身材与所有澳大利亚人一样魁梧，他的精神和观点也与所有的澳大利亚人相似。他六英尺二英寸高，体重二百五十磅；他相貌堂堂，面孔宽阔；还有着厚厚的卷发、像约翰·刘易斯那样浓密的眉毛和一双很逗人的眼睛。他那种茫然的优越神态，虽然在对付令人恼火的议员和新闻记者时是有用的，但也冒犯了他在政府中的许多同僚；这使他象邱吉尔一样，虽然得到人民的钦佩，但并不为他们所爱戴。

李光耀是结实、强壮的，象一位第一流的职业拳击家。他目光犀利，从不黯然失色。我发现孟席斯喜欢交际，相当诙谐，李光耀则是精明的、机会主义的、工于心计和圆滑的。盂席斯喜欢有益的交谈——事实上，他虽然对在议会上耍弄谋略这一套也很擅长，但他并不乐于这样做，而是更喜欢趣味相投的谈话。他还是一位品尝美酒佳肴及掺和马提尼酒的行家。李光耀则认为娱乐大多是浪费时间。

在我与盂席斯会见时，他通常抽着上等的雪茄烟，向我谈述一些使我感兴趣的政治见解，发表一些对外交事务的精辟言论，以及对澳大利亚政治的带讥讽性的评论。我们的谈话总是热烈而愉快的。对比之下，1967年我第一次见到李光耀时，他却象一头笼中的狮子一样，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着。他的一举一动表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身体和思想都被禁锢于其简朴的办公室之中，亟想打破这种牢笼，寻找更为广阔的空间。他不参与闲聊。

他们两人最为相似之处，在于他们所寻求的目标。这两个人都不是空想家。盂席斯是一位英国式的议会民主派人士。他最深切的允诺，就是在危急之时，保证支持女王政府和英联邦的团结。他在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在他第一届任期之后才表现了出来。那时，他把自己看作是中产阶级人士追求舒适和安全时的一个盟友。李光耀则是一个最讲究实际的人。他对政治理论漠不关心，蔑视一切不能直接有助于增强新加坡力量和使新加坡富裕的事物。对这两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保证他们人民的安全和繁荣更重要的了。

因为李光耀和孟席斯的观点是非意识形态的，所以，人们一直嘲笑他们是“实利主义者”。他们对人民的物质需要极感兴趣，因而忽视了他们精神上的需要。这两个人在国内的成就主要是经济上的，盂席斯执政之时，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最快的时期：李光耀则把新加坡变成为一个贸易方面的“发电站”。两国人民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最富裕的人民。

这种寻求物质丰裕的作法，遭到了那些从未尝过物质匮乏之苦的人的奚落。战后数以十计的领导人给他们的人民以革命、民族自豪感和独立。他们的人民却很贫苦，经常挨俄。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人们总是更多地根据领导人声嘶力竭的言词及其政治色彩来对他们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其政策的成功与否来判断。尤其是在发展中的国家里，许多人夜里上床时，虽然两耳灌满了领导人的言词，肚皮却是空空如也。

李光耀也是一个革命者。不过，他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者。他从来不把空话和物质相混淆，也从不让意识形态压倒良知。他1959年掌权时，新加坡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只是一个由印度人、中国人和马来人构成的、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性局势的混合体。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愤懑情绪则已高涨到了危险的程度。他认识到，只有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装出比他的实际情况还要激进得多的样子，才能防止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因此，他玩了一套政治把戏。把他的这套把戏归纳为“言左行右”，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大选之前，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无异于共产党的一个阵线，其言词是模仿毛泽东的。他充分地扮演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西方的革命煽动者的角色。他穿着朴素的衬衫去参加竟选运动，责骂白人的罪恶。但他当选后，便把一百多名先前的共产党同僚投入监狱，并立即安抚新加坡有钱的华人头面人物，还向外国人保证说，他们在新加坡的投资以及他们派来的董事们和工作人员都将是安全的。今天，他穿着细条纹西服，管辖着一个繁荣的国家。有人把这个国家叫做“新加坡公司”，因为它是靠日本、西欧和美国的投资的有机结合为生的。

新加坡的繁荣来之不易。除了人力以外，这座城市的唯一“资源”就是它在战略上的重要位置了——它是国际上的一个十字路口。李光耀以一种轻蔑的口吻，谈起那些依靠开发其矿产资源的矿区使用费为生的第三世界国家，并说：“我们这个地方只有具备克服困难的意志时，才能生存。除了意志和劳动力以外，我国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李光耀就职以后，新加坡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自己来谋生了。多年来作为新加坡工人就业的主要源泉的英国陆军，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撤出。同时，长达两年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的联邦亦告失败散伙了。许多人说，这是李光耀企图控制这个联邦所造成的结果。李光耀对此极为失望，他在电视中宣布新加坡退出联邦时，公然哭泣起来。不过，他只是暂时感到气馁。他以一种独特的、爱好使用生动的譬喻的口吻说：“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条上舒服。但是现在我们不得不坐在枝条上。别忘了，我们只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拥有的这种枝条却是钢制的。

看来，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钢铁制成的。他规定了年轻男人的头发的长度，公开反对吸毒和不正当的性关系。

他告诫人们不要炫耀财富，如炫耀比赛用的汽车和大理石地板。由于他是一位带有维多利亚伦理主义色彩的、严格维护纪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击。但他认为，纪律和坚定不移的引导，对减少新加坡三大种族之间的敌对情绪及鼓励他们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这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为其他多民族社会羡慕的对象。

象尼赫鲁一样，李光耀也是在英国受教育的，而且怀着强烈向往社会主义的心情回国。与尼赫鲁不一样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并不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认识到，一个社会要提供房租补贴、学校、住房和诊所，就必须有欣欣向荣的经济。李光耀关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关心能够支付帐单的国民经济的需要。他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对经济问题的态度说：“我们不能两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许多社会改革是有实际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后期说：“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进行尝试的话，新加坡将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如果我们尝试而又失败了，那它也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尝试。”他经常要求政府机关负担自己的费用。这种做法产生了不寻常的结果：国家的邮局赢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揽商业方面的活：政府部门中的懒散和浪费现象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里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却成为主要的罪孽。

尽管李光耀对人民的福利至为关切，但在我们会见之时，他却很少向我谈论国内问题。有些领导人也不愿意讨论他们本国的问题，这要么说明他们已被这些问题压服，要么就是象苏加诺一样，根本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但李光耀并非如此。他毋需谈论新加坡的问题，因为他已经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担任总统初期，曾派我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作一次周游世界的实地考察。他回到白宫进行汇报时，对新加坡之行的评论的开场白非常简明扼要。他对我说：“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托马斯·杜威州长在1948年总统选举失利之后，曾去远东访问。1953年，在我动身去亚洲之前，他告诉我，他那次访问见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罗伯特·孟席斯。我见到孟席斯时，立即明白杜威为什么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了。孟席斯不仅对影响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而且对影响全世界的问题都了如指掌。

这位仕途顺利的澳大利亚总理需要管理好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国家。从阿得雷德人那种英国式的温文尔雅，到大维多利亚沙漠边沿地区的原始荒凉，这个国家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盂席斯的连续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长。他具备处理好任期内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切条件。尽管他有着英国上流社会成员特有的那种含蓄和尊严，但他也能勉强地与反对派和新闻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种用尖锐、刻薄的言辞来进行反驳的技巧。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但我喜欢美国。”依我看来，他似乎把英国和美国政治家最优秀的品质结合在一起了。

实际上，可以说有两位罗伯特·孟席斯。我认识的是“第二位”孟席斯。这位充满自信的、老练的政治家善于利用他的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澳大利亚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发展高潮。但我从未见到过“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是一位聪明过人、自负傲慢的年轻的澳大利亚领导人。

他有一副好心肠，但后来被各种事件所压倒了。

孟席斯于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两次担任澳大利亚总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时，才认清了自己应该捍卫的对象：被遗忘的中产阶级。1941年从他手中接管政权的工党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把中产阶级束缚得寸步难行。孟席斯再度担任总理以后，在不妨碍私人企业的情况下，维护着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样，鼓励外国新的投资。结果，生产力大大提高了，经济进一步繁荣起来。1949年到1961年期间，澳大利亚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长了三倍。同时，孟席斯在外交事务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明智的、全面的看法。这种看法集中到一点，就是澳大利亚应该作为远东的大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孟席斯不当政的年月里，如果他想重新获得权力，显然将会面临巨大的障碍。他在1941年辞职和工党获胜之后，一度信誉扫地，甚至没有被选为议会反对党的领导人。1944年，他组织了自由党。巩固该党、保持对它的控制和向澳大利亚选民宣传这个党的过程，使他的政治技能受到很大的锻炼。

象许多其他伟大的领导人一样，在野的岁月使他变得更为坚韧了。因此，他再次掌权时，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的目标也更为坚定了。他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议员，一位强有力的竟选者和能使听众为之倾倒的演说家。人们指责他藐视他的内阁，实际情况却是：他让他的部长们畅所欲言，因为他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然而，这一次并不存在到底由谁来掌权的问题了。因此，也不会象二次大战中所发生的那样，存在从内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