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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空虚的迷惑 想要杀死他们所有人又为这个想法而恐惧（第1页）

喀赛尼亚·佐洛托娃，大学生，二十二岁

第一次是她妈妈单独来赴约的，她向我坦白：“喀秋莎[1]不想和我一起来。她还劝我说：‘妈妈，有谁真的需要我们？他们只是需要知道我们的感觉；听我们说些话，并不是需要我们本身，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些。’”她紧张不安，没聊多一会儿就起身想走：“我极力不去想这件事，回忆这些太痛苦了。”不过，她又开始说起来，我都没办法打断她。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沉默不语。我也不知道拿什么话安慰她。一方面我只能说：“不要激动，平静一下。”另一方面，我又很想让她回忆起那可怕的一天：2004年2月6日，在莫斯科河畔线地铁上，“汽车制造厂”和“巴维列茨”两站之间发生恐怖事件[2]。地铁爆炸造成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二十二人受伤入院。

我一次次在痛苦中徘徊，无法解脱。痛苦中包含了一切，有忧郁也有快乐。有时我相信。痛苦是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是隐藏的联系。但是另一次，我却在绝望中想，这是无可逾越的鸿沟。

经过两个小时的交谈，我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几段话：

成为牺牲品——这是极大的侮辱，简直就是耻辱，我不想和任何人谈论这件事，我想装作若无其事，但它毕竟发生了，面对面地发生了。我无时无刻不想流泪。我经常是一个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哭。有一次，一个陌生男人对我说：“你这么漂亮，为什么要哭呢？”首先，美貌从没对我的生活有帮助；其次，我觉得这种漂亮的容颜是对我的一种背叛，与我的内心太不一致。

我们有两个女儿，喀秋莎和达莎。我们生活不富裕，但带她们去了很多博物馆和剧院，读了很多书。姑娘们小的时候，爸爸给她们讲了许多童话故事。我们想把她们从贫穷的生活里拯救出来，我以为艺术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并没有……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独居的老女人，经常去教堂。有一天，她叫住我，我以为她很有同情心，但她竟对我恶狠狠地说：“想一想，为什么你和你的孩子们会这样子？”她凭什么……凭什么对我说这些话？我想她会后悔这么说的，她会后悔的……我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我没有背叛过任何人。我只堕过两次胎，这是我的两次罪孽，我知道……所以力所能及的时候，我经常帮助路边的乞丐，还在冬天给小鸟喂食……

第二次，她们一起来了——母亲和女儿。

母亲：

也许有人认为他们是英雄？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他们死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幸福，以为自己会上天堂。他们不怕死。我对他们一无所知，我知道的只有：“已经安装了对涉嫌恐怖分子的照相探测仪。”他们老是说，我们就是目标，没有人向他们解释过，我女儿其实并不是目标，她有一个没有她就活不下去的母亲，还有个她爱得不得了的儿子。难道能够去杀一个被爱的人吗？在我看来这是加倍的罪行。你们可以去打仗，可以进山里去，在战场上开枪射击对方，但为什么对我开战？为什么对我女儿开战？他们杀死和平生活中的我们……（沉默）我都害怕自己，害怕自己的想法。

我有时候想要杀死他们所有人，又为这个想法而恐惧。

我以前很喜欢莫斯科地铁。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铁，就像博物馆一样！（沉默）爆炸发生后，我还看到人们怎样手拉手走进地铁。时间久了，恐惧感就减弱了……现在我不敢出门进城，否则血压会立即升高。车上会检查任何可疑的乘客，在工作中我们也只是在谈恐怖事件。主啊，我们这是怎么了？在站台上，我旁边有一个年轻女子推着婴儿车，她有一头黑头发，还有黑眼睛——不是俄罗斯人。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民族，车臣人？奥塞梯人？我站在那里，不时看看婴儿车，车里有孩子吗？里面是不是有别的东西？因为要和这女人进同一个车厢，我的心情很不好。我想：“不，还是让她先走，我坐下一班地铁吧。”这时一个男人走过来对我说：“为什么您总看着婴儿车？”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就是说，您也和我一样。”

……我看到一个身子缩成一团的可怜女孩，这就是我的喀秋莎。为什么她一个人在这里？不和我们在一起？不，这不可能，不可能是真的。枕头上有血……“喀秋莎！我的喀秋莎！”她没有听见我叫她。她头上戴了一顶小帽子，不想让我看见，不想让我害怕。我的好女儿！她一直梦想成为一个儿科医生，但现在她听不到了，她是班上最漂亮的女孩……而现在，她的小脸……怎么了？好像有什么又黏又稠的东西蒙住了我，我的意识分解成了碎片。我挪不动双脚，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是他们把我拉出了房间。医生训斥我：“把你自己控制住了，否则我们就不让你来看她了。”我控制住了自己……又回到病房，她不看我，眼睛看着别处，好像不认识我。但是她流露出受伤动物的眼神，这眼神让我无法忍受，几乎不能活下去。现在，她总是把这种眼神藏起来，好像给自己披上保护层，但这一切都已经深深烙在她身体里。她总是留在那个没有我们的地方。

整个科室全都是这样的姑娘，就像在车厢里一样，她们都这样躺着……很多是大学生、中学生……我想，所有妈妈一定都出来了，所有母亲一定都和自己孩子在一起，我们这样的人有好几千。现在我明白了，只有我一个人在乎我的女儿，只有家人，只有我们家里人需要她。人们都在倾听……人们都在同情，但他们感觉不到疼！没有痛苦！

喀秋莎从医院回来后，没有任何感觉地躺在床上。达莎守在旁边，她请了假在家。她经常抚摸着我的头，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爸爸没有喊叫，也没有惊恐，他有心脏病。我们如同身处地狱。我又问：这是为了什么？我一辈子都期望着女儿们好好读书，希望她们相信，善良终将战胜邪恶。但生活和书上写的不同。从大海深处都能听到母亲的祈祷吗？不对！我是个叛徒，我不能像小时候一样保护她们了，而她们还希望我能。如果我的爱能够保护到她们，她们就不会遭到任何苦难，不会遇到任何失望。

第一次手术，第二次手术……一共做了三次手术！喀秋莎的一只耳朵渐渐能听到声音了，手指也能活动了。我们生活在生与死之间，深知社会不公，又相信会有奇迹。虽然我是一名护士，但我对死亡了解得非常少。我多次看到过它，它经常从我身边经过。我要给人打点滴，听脉搏……每个人都认为医务人员比其他人对死亡领悟得更多，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医院有一个病理解剖专家，他已经退休了。有次他还问我：“什么是死亡？”（沉默）以前的生活已经变成空白，我现在只记得喀秋莎一个人，记得所有细节：她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她勇敢，爱玩，从来不害怕大狗，她希望永远都是夏天。记得有一天她回家告诉我们，她考上了医学院，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没有送礼，没有找补习教师。但我们掏不出学费供她上医学院，我们这个家庭承受不起。我想起来就在恐怖袭击发生前的一两天，她拿来一张旧报纸读给我听，一旦在地铁里发生某种极端情况，必须这么做、那么做，到底说了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它是个安全须知。事件发生时，直到失去意识，喀秋莎都还记得那篇文章。那个早晨是这样，她拿出一双刚修好的靴子，穿上大衣后想穿上靴子，但怎么都穿不上。“妈妈，我可以穿你的靴子吗？”“拿去吧。”我们穿同样尺码的靴子。我这颗母亲的心居然什么暗示都没有给我，我本来是能够把她留在家里的……在此之前，我还梦见了几颗很亮的星星，是一个星座。但是我却没有警觉……这是我的错，我后悔死了……

……如果医院允许，我会彻夜待在医院，做所有人的妈妈。有人哭倒在楼梯上……有人需要拥抱，有人需要陪着坐坐。一个从彼尔姆来的女孩哭个不停，她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另一个姑娘的一只脚被炸碎了……女孩子的脚是最珍贵的！自己孩子的脚是最宝贵的！我这样说，谁又能指责我？

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几天，报纸上写了很多，还有电视采访报道。喀秋莎看到她的照片被登出来，她把这份报纸扔掉了……

女儿：

……我不太记得了……我不要记住那些！我不要！（母亲拥抱她，安慰她）

……地底下的一切更加可怕。现在我总是随身携带一个手电筒，放在包里。

……我听不到哭泣或尖叫声。一片沉默。所有人躺成一堆……不，不是害怕……然后，他们开始蠕动了。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必须离开这里，那里应该还有化学品，在燃烧。我还找到了自己的背包，里面有我的学习笔记和钱包……当时惊呆了……被震聋了，但是我没有感觉到疼痛……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谢廖沙！谢廖沙！”谢廖沙没有回答……有几个人仍然坐在车里，已经不是活人的自然姿势了。还有一个男人就像蚯蚓一样挂在那儿，我害怕朝那边看。

……我摇摇晃晃地走着，“救命啊！救命啊！”呼救的声音不绝于耳。有个人在前面，像梦游一般，缓慢地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后退。所有人都超过了我和他。

……两个女孩朝我跑过来，额头上黏着布片。不知怎的，我觉得冷得可怕。有人送来小凳子，我坐下来。我看到他们在向乘客索要皮带和领带，用来绑扎伤口止血。地铁站女值班员在电话上对着什么人大叫：“你们想要什么？这里的人们从隧道出来，都快死了，上到站台，快死了……”（沉默）您为什么还要来折磨我们？我觉得很对不起我妈妈。（沉默）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淡忘了，继续看电视，听歌，出去喝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