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土耳其的入境审查关口,来到托运行李提领处时,我的新秀丽行李箱已经在回转输送带上了。我走过去拿,发现同班飞机的其他行李都还没到,于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行李头一个被拿出来,送到机场内土耳其情报局的办公室,进行检查和拍照。
我并不生气:我是个外国的公务员,他们对我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老天在上,他们就不能至少做得专业一点,把我的箱子跟其他同班机旅客的行李一起送到输送带上吗?我看了海关大厅一圈,没看到任何人像在监控我。他们大概是在上头某个房间里,从一个闭路电视的镜头里观察我。
我通过海关,没有遭到任何刁难,在一大堆揽客的出租车司机中,我找到了接驳巴士,前往国内机场。比较之下,之前的国际机场似乎显得空旷了。眼前这个国内机场里有背着大黄铜壶的男子卖着一杯杯苹果茶,有临时的摊位摆着酥皮甜点,还有小贩用煤炭盆烤着坚果。同时气温逼近摄氏三十八度,热气像一堵墙撞上你,消防车如果要通过那个车阵,大概要花上一小时。
我加入了土耳其航空公司报到柜台前的长龙,往前缓缓移动,最后终于面对一名年轻女子。她身上佩戴着沉重的金饰,脸上的妆太浓,一条崭新的头巾包住了头发。她收走我的行李箱,把我的机票换成登机证,然后指示我登机门的方向。
安全检查的排队人龙长得超过一个街区,但我设法躲掉了。我去找一个主管,用英文和几个我勉强会讲的土耳其语单字,跟他说我身上带了一把枪。他很快把我带到一个没有窗子的小房间,里面五名穿着制服、不断抽烟的男子检查了我的护照、服务徽章,还有其他文件,其中包括一封白宫写给土耳其总统、感谢他“在这个悲伤而不幸的事件中”协助联邦调查局的信件复印件。
这个复印件发挥了作用,两名制服人员找来一辆高尔夫球车,载着我到前往米拉斯和博德鲁姆地区的登机门。我是第一个到达的旅客,但是离登机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我本来是打算花在笔记本电脑上,继续研究我以前的案子。但结果事与愿违。
我才刚坐下来,抬头看到天花板悬吊下来的一面电视屏幕。正在播放着土耳其的一家新闻频道,里头是一段阿富汗山区的数据影片。我还以为又是一则有关那场无尽战争的报道,正要别过头时,镜头转到一个图形,里头是一个手提箱和制造脏弹的必需元素。
于是我知道,“低语死神”已经放出了有关撒拉森想买钋210的消息,而且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我确定他故意挑了我到达土耳其的时间,泄漏这则新闻。难怪在国际机场入境处那边,土耳其情报局的探员对我的行李箱处理得那么漫不经心,他们一定是被这个数年来有关国际恐怖主义最大的突发新闻给搞得分心了。我暗自赞叹地微笑:这就是一个优秀项目调度官该有的功力—完美地转移了焦点,好保护他的外勤情报员。
我站起来,去找柜台的一位女士借电视遥控器。接下来一小时,正当候机楼里被同机的乘客逐渐填满时,我就轮流转着BBC、CNN、MSNBC、半岛电视台、天空新闻台、彭博电视台,还有其他半打英语新闻频道,好追踪那则核反应器的新闻。一如往常,大部分都是同样的稀少信息不断重复,但偶尔会加入一小段新的消息,让新闻主播和专家们讨论:超过两千名情报员被派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也门政府都保证要合作;白宫宣布总统即将发表全国谈话。
我等着要听葛洛弗纳会说什么,但正当记者们站起来、摄影机拍到葛洛弗纳走向讲台时,候机楼里传来我登机前的最后一次通知广播。
我还掉遥控器,走过空桥,找到我的座位。五十分钟后,我看到爱琴海碧蓝的海水—这大概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一片水域了—同时我们的飞机转了个大弯,降落在博德鲁姆往内陆二十五英里的米拉斯机场。我照例又去拿托运的新秀丽行李箱—这回没有土耳其情报局暗中协助了—然后走向租车柜台。
租车花了好长的时间。看起来计算机在土耳其尚未普及,所有的文书都得用手填写,然后影印后发送到各个单位。最后一辆菲亚特四门轿车终于开出来,在我和两名职员的合作之下,成功地把导航系统转换成英语版,然后我驶出机场,开往博德鲁姆。一开始塞车,车行速度很慢,等我终于来到一块隆起处的最高点,这才看到塞车的原因:前方有一队漆得很鲜艳的货柜联结车和平板拖车。马戏团进城了—名副其实。
这可不是廉价的小表演—而是土耳其国家马戏团,根据其中一辆拖车上的广告牌说,里头有“一百名杂耍演员、八十名高空钢索艺人、四名弄蛇者”。幸好到了米拉斯近郊,他们开进了一个正在搭建大帐篷的展览场,塞车的阻塞消失了,于是我加速往前。
行驶五英里后,我摇下车窗,让炎热的风吹拂我全身,环绕我的是松树林的芳香和另一个死亡任务的承诺。没错,我已经退休好久,而且很害怕;没错,我孤单且活在一个精心编织的谎言中。但有一部分的我却充满活力,兴奋得简直像是嗑了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