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海滩上一家高档的烤肉餐厅:光滑的木板平台架设在细沙上,一片片白色帆布挡住阳光,名家设计的家具,而且刚好有最前排的视野,可以看到成群身着比基尼来旅游的年轻女郎在享受日光浴。想想带我来的人是谁,这点并不令人惊讶。
一坐下来,我就问凯亚先生是否知道那栋房子以前跟纳粹党有关,他看着我的表情,好像觉得我疯了。
“你是在开玩笑,对吧?”他说。他看着我的脸,发现我是认真的。
“现在的屋主是谁?”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
“我不晓得,不算晓得。”他回答,有点不安,“大概七年前吧,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列支敦士登的律师寄来的,说他所代表的一个慈善基金会拥有那个产业。他说基金会的理事们决定,要用这座大宅来增加收入。”
“你问过他代表的是哪个基金会、屋子真正的主人是谁吗?”
“当然问了。我甚至还请我自己的律师去查,但结果只查到一连串人头公司,就查不下去了。”
我什么都没说,但我知道大部分列支敦士登的人头公司,都是设计得让人无法追查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小小的公国—六十平方英里、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会成为欧洲人(主要是德国人)想避税而隐藏资产时的第一选择。
“所以那个律师代表来找你,希望你把房子租出去。这是在整修之后吗?”
“没错—而且报酬不错,也不必做什么事。我只要收租金、扣掉维护费和我的佣金,剩下的钱汇到列支敦士登的一家银行。就这样。”
“谁有那座大宅的钥匙?”我问,“除了你之外?”
“没人有钥匙,只有密码。总共有四道铁栅门,全都有电子键盘连到一部计算机上,不能擅自改动的。”
“好吧,那密码要怎么使用?假设有新的房客来了,然后呢?”
“我会跟他们的管家在大宅碰面—这些人全都有管家和个人助理,”他说,“我在键盘上输入我的6位密码,按﹟键。屏幕会问我要是否要更改号码,我回答是。然后必须再输入一次我的密码,等二十秒钟,接下来屏幕会要求我输入新密码。
“这时我就走远一点,让管家或新房客输入他们自己的6码密码—这样我就不晓得他们的密码是什么。其他三道栅门也都是这样。”
“然后他们自己决定要把密码给谁?”我问。
“没错。他们都带着自己的工作人员,全都经过背景检查,所以他们也不可能随便给陌生人。”
“那花匠、泳池工人之类的呢?”
“要看房客,但我从来没听说哪个房客会把密码告诉本地人的。他们会请这些临时工作人员在送货的侧门按对讲机,警卫组长确认过他们的身份后,再亲自过去帮他们开门。”
“等到租约到期,整个过程再反推回来,对吧?他们先输入自己的密码,然后由你改输入你的密码?”
“一点也没错。”
我暂停一下,思索着。“到了冬天,没有房客的时候呢?”
“那就用不着那么多安保人员了。”他回答。
“所以—你会把你的密码告诉花匠和泳池工人?”
“不完全是—冬天时,会有个工友住在里头。他会帮那些人开门,做些维护的工作。他住在船屋楼顶的两个房间里,但到了夏天就得搬出来。有钱人不喜欢他们的产业里有陌生人。”
“可是他一整年有8个月住在那里?”
“差不多。”他回答。
“所以他对那栋房子比任何人都熟悉?”
“我想是吧。”
“他叫什么名字?”
“蒋凡可·卢卡。”
“我该怎么找他?”
“他在这边海滩上有个暑期的工作—找了一组人专门替观光客按摩。”
侍者在附近徘徊,我示意他送账单过来。凯亚主动要开车送我回旧城区,但我说今天天气很好,我想走路。他站起来,我们握了手,他给了我一张名片—做得像是一个金块—然后说如果我还需要任何信息,可以打电话给他。
他离开后,我正在等找零时,低头看了那张名片一眼,这才解决了另一个大谜团。在名片的右下角,是他的办公室电话。
前七位号码是9025234—有人在东城旅店写下来,然后冲进马桶里的。我猜想,无论旅店里那位房客是谁,都曾经打电话给凯亚,询问起租一座昂贵的豪宅。就像“法国屋”那样的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