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改变都没有。我站在旅馆房间刚进门的地方,发现什么都没碰过。
我关上门,走向衣柜,输入保险柜的密码,打开来。笔记本电脑和那个塑料档案夹都还放在原来的位置。
我看了房里一圈。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库马利怎么会识破的?是土耳其情报局的那个副局长故意或无意间跟她泄漏了消息吗?我不认为是这样,他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可能冒险打电话给一个低阶警察。所以为什么她没上钩?我在房间内巡视,脑袋里从这个理论跳到另一个理论。我经过了没铺的床—我离开时在门上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好让那些窃贼不会被打扰—走进浴室。
一切都跟我离开时一样。我想都没想,就弯腰捡起一条扔在凳子上的毛巾,看到了架上的牙膏还放在原来的位置。不过我从小就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我会把牙刷靠着牙膏的顶端放置。现在牙刷是放在牙膏旁边,显示曾有人拿走过,好打开浴室的橱柜。
我迅速转身,走进卧室,把行李箱从柜顶拖出来。我很放心地看到,就算闯入者打开箱子看过,但他们没发现那部保加利亚手机—还藏在衬里布里头。我把手机从固定胶带上拉出来,点了一个图示,打开照片匣,里头是每隔两秒钟拍摄一次的照片。
我迅速看了一下,那些歹徒确实来过,只不过他们比我预期的高明许多。
照片上的时间码显示,我离开三十二分钟后,两名男子进入了我的房间。有张照片清楚照到他们的脸:两个眼神冷酷的时髦小子,三十来岁,穿着昂贵的皮夹克,带着背包。他们行动迅速而有效率,尽量不说话,因而我知道他们是专业好手。我之前把手机的麦克风打开了,于是勉强可以听到他们讲话的模糊声音。尽管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我认得那种语言:他们是阿尔巴尼亚人。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就该有所警觉的。
他们的国籍也说明了他们为何能轻易进入这个房间。有张照片的背景里,我看到那个行李员—同样是阿尔巴尼亚人,也同样不是好东西—接过一沓钞票。我猜想,他收了钱之后,就又回到楼下门厅的一个凹室待着,帮他们把风,以防万一我提早回来。
照片共有几千张—感谢老天,那两颗电池撑住了—不过很快看过去,晓得他们的工作有多么专业,我就大致上晓得他们做了些什么。
那些照片显示,他们进门后,带头那名男子脱掉皮夹克,然后开始工作。他夹克里面穿着紧身黑T恤—我相信他挑这衣服,是刻意要凸显他一身健美的肌肉线条。我心想,他应该打了不少类固醇。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台数字相机,在搜寻那个凌乱的小书桌前先拍照,以便稍后可以把一切确实归回原位。我猜想他们搜寻房里其他地方,也是采取同样的步骤。难怪,除了那个稍微摆错位置的牙刷,一开始我根本不认为有人进来过。
然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到保险柜,尽管照片不是很清楚,但看得出他们毫无困难就打开。那个肌肉男一定是把便宜的圆形号码键盘逆时钟旋转开来,露出里面的电池和电路板。然后他拿掉电池,清除密码,插上他自己的号码键盘。有十张照片显示,他不到二十秒就打开了保险柜门。
他们拿出塑料档案夹,翻拍了库马利童年家宅的照片,然后肌肉男拿出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插入我的随身碟,开始复制内容。等到复制完,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到我的计算机上。我不必看完所有监控照片,也晓得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利用一支小螺丝起子,把我的计算机硬盘拆下来,接上他自己的计算机,避开我计算机里大部分的保护装置。在代码生成软件的协助下,他们几分钟内就能破解剩下的防护装置,看到我所有的文件和电子邮件。
接下来,他们只要把所有一切复制下来,再把我的硬盘接回笔记本电脑,其他一切也都放回保险柜。我迅速看完剩下的其他照片,看到那两名男子搜索了房间内的其他地方,进入浴室,又出来,拿了他们所有的东西离开,前后只花了二十六分钟。
看着他们离开的照片,我坐在床上,双手因为解脱感而颤抖:成功了,第一阶段结束了。库马利相信我们在土耳其调查局内部间谍所打的那通电话,完全按照我们所希望的行动。
无疑地,她会看到那些偷走的信息,这表示接下来的步骤完全掌握在她手里。她会相信那些电子邮件的内容吗?我在编造那些电子邮件时,会不会因为疲倦又焦虑,而犯下某些细微的致命错误?她会害怕自己被送到“光明点”、那小男孩被送到孤儿院,而恐慌得剪辑出一份讯息,跟她哥哥联络吗?
要不是只顾想着这些问题,或许我就会更注意手上的照片。我知道这一带有七个主要贩毒集团,其中一个集团的头子是希腊帖撒罗尼迦的薰衣草农场主,他对于美国情报员的行动非常感兴趣。要是我更留意,就会想到他正是库马利最可能找来帮她干肮脏活儿的人选,或甚至认出照片中有个人我以前见过。但我没有,此时有人敲门了。
我透过门上的窥视孔看了一下,是布瑞德利。
“小偷来过了吗?”他问。
“对。”我回答。
他垮坐在一张椅子上。“那个经理是怎么回事?”
“那位教授?他怎么了?”
他转头看着我。“教授!什么教授?”
“英语教授。”我说。
布瑞德利差点露出微笑—让我松了一口气。这表示他已经克服对自己即将扮演角色的厌恶。为了接下来的一切,我需要他冷静且完全投入:我的性命就全部在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