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错路了吗?”我说,指着那一山高高的瓦砾,然后又转向库马利。
她身边多了一个人。
我头一个看到的受雇帮手已经不再躲藏,他从一条小径走出来,挡住了任何脱逃路线,这会儿直直瞪着我。他就是闯入我旅馆房间的那个肌肉男,还是穿着皮夹克,里头是同样紧身的T恤。或许因为我的所有感官都变得非常灵敏,也或许是看到他本人的关系,但我这才明白,我许久以前看过他的照片—站在克里斯托·尼可莱德那艘停泊在圣托里尼港中的游艇上大笑。
我忽然明白库马利求助的贩毒集团是哪一个,也明白为什么了。当一个住在帖撒罗尼迦的老人听说这项行动涉及一个美国情报员,他一定会很乐于答应帮助。
“你也来参观吗?”我问那名男子,“我想你是跟那些学童来的,嗯?”
我不能让他们认为我怀疑到任何事,他们必须相信我完全没料到,否则撒拉森可能就会怀疑这是个陷阱。
我听到一个踩在碎石上的脚步声—肌肉男的出现只是要让我分心而已,真正的攻击来自后方。我没有时间思考,就得下一个决定。是或否?要不要发动?
我按下了手机上的一个键,坚定而短暂。
这是个正确的决定。我的手指才按下,他们就攻击我了—两个人,非常快,非常狠,半职业的。我膝盖一弯,还没完全跪下,手肘就撞上其中一个人的喉咙,让他踉跄后退又痛得大叫。另一个人扣住我的脖子,一拳朝我的脸打来,我感觉拳头击中我的颧骨。我可以反击,但是我正在布置一场表演。没必要拼命跟他们对打,我会需要力气对付往后的事情。
我捂住脸颊,趴在地上。心里已经开始在数了。四分钟:二百四十秒。
二百三十二、二百三十……
那个喉咙瘀青肿起的男子又踉跄走回来,加入另一个攻击者,我看了一眼他的脸。是那个有如公牛的男子—矮壮,三分头,那种凶狠的眼神是你很少在监狱以外的人身上看到的。我见过他,也见过他这个表情—在希腊警方提供的一张犯罪档案照上—我想起那张照片上就穿着一件很厚的夹克。那是克里斯托的父亲帕特罗·尼可莱德:老教父离开他的围墙家宅,亲自出马了。
他和那个帮手男拿走我腰带上的手枪,撕开我的衬衫,抓过我的胯下,还脱掉我的鞋子好看看里头有没有藏着武器。他们又割开我的口袋,拿走我的皮夹、钥匙、手机,然后尼可莱德朝库马利喊。
“你带了吗?”
她扔给他们一副警方的钢制手铐,接着帕特罗和帮手男把我双手扭到后头铐起来。他铐得非常紧,我知道二十分钟之内,我的手腕组织就会因为缺乏血液而逐渐坏死,双手可能从此就废掉。他确定我不能动了,这才站起来,拿了他们的武器,敲烂我的手机,跟我那把贝瑞塔手枪扔在一旁,然后两个人互相吹捧起来。他们讲的话混合了希腊语和阿尔巴尼亚语,但是要猜出他们在讲什么并不困难,想必他们是在说,这些美国情报员没有他们自以为的一半好,尤其是碰上巴尔干半岛来的真正狠角色。
然后那老公牛上前来,手里握着一把格洛克手枪,低头看着双手反铐、趴在泥土里的我,用他工人靴的包钢鞋尖狠狠踢了我的肋骨。
“这是为了我的喉咙报仇。”他哑着嗓子说,然后比画着示意肌肉男和帮手男—两个人都拿着蝎式冲锋枪—拉着我起身。
肋骨被踢害我好想吐,但我忍住了,设法摇晃不稳地站好,看着库马利。
“怎么回事?”我咬着牙问。我在喘气,设法对付胸部和脸上那种刀割似的疼痛。难得一次,我完全没有假装。这种疼痛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百七十八秒。
“你不该开着那辆租来的车,穿越保加利亚边境的。”库马利说,“那太蠢了—那里有装了车牌辨识系统的摄影机。”
她没有试图掩饰自己口气中的得意,摆明了认为她智取了美国顶尖情报员。
“保加利亚?”我回答,“我从来没去过保加利亚。”
她摇头,嗤之以鼻。“你也从来没去过斯维伦格勒,而且也不晓得‘光明点’和一家要送小家伙去的孤儿院。你的名字是麦克·约翰·史毕兹,你是情报员,属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特殊小组。”
我暂停一下,让自己显得像是大吃一惊但设法掩饰。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说,“你知道我是联邦调查局探员,来这里调查—”
轰!那只包钢的靴子踢中了我的膝盖骨下方,我猛吸了一口气,设法克服那种爆炸性的疼痛。要不是肌肉男和帮手男抓着我,我就要倒在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