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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透过乾隆皇帝的智慧，我开始理解“和谐发展”，这个出现在中国人意识当中的新术语。不同于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意味着全部所有的发展，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各个方面普遍综合平稳，亦即处于“和谐”的平衡状态。这表示：在人类福祉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平衡、在中国城乡和不同地区人民的需要和福利供给之间保持平衡。这与我在本书中所提倡的真实财富模型惊人地一致。

*主席和*总理提出，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或适度富裕）社会”。这个中国理想社会结构的新蓝图来源于孔子的哲学。“小康”一词的字面意思是“适度富裕”，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比“富裕”稍差，但比自己内心所希望得到的要好。普通中国人把“小康”看成是“拥有足够的财产而自给自足”或“经济舒适并脱离饥寒交迫的生活”或简单地定义为“闲适的富裕”。

适度（小康）社会的概念与西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共性，即经济发展能够“满足现在的需要，并且没有危及后代满足他们自己未来需要的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或许可以定义为，一个繁荣的建立在可恢复的福利经济概念基础之上的社会。尽管许多西方国家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还没有国家采纳福利测度系统或类似真实财富模型的福利指标或GPI核算方法。大多数西方国家继续关注持续的经济增长、日益增多的物质财富、GDP发展，但尚未顾及这样的事实，即这种增长所需要的付出注定要累及生态和社会的福利，并由此付出代价。

中国有机会按照小康社会与和谐发展的思路，率先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型。在这个模型里，把满足所有中国人基本生活需要的想法作为根本目标，而不是仅仅关注物质财富的积累。

实现小康社会的主要挑战在于，这不仅仅是简单地增加人均GDP，而是要把整个中国的整体生活水平考虑在内，并在全国范围内均匀地进行分配，以减轻现有的城乡家庭之间和沿海与内地家庭之间的差距。小康不仅表示物质享受，而且要在各个方面和谐发展，比如城市化、促进教育、重塑社会阶层结构等诸多方面。换言之，小康社会要关注所有公民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福利方面的改善和持续发展。小康发展模型要“以人为本”，围绕消灭贫困、促进教育、改善健康，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而发展。

在“和谐发展”的旗帜下，中国能够为世界展现出一条不忘环境责任的、经济发展的平衡之路。这包括采纳“绿色GDP核算”和来源于孔子“小康思想”、和谐发展的小康指标。

经济发展应该注重适度和节俭的想法，在西方几乎被全部置之脑后。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百唱不厌的颂歌。我经常提醒我的听众，适度这个优点是古代希腊哲学的核心。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把西方文明的四个基本优点定义为：勇气、正义、智慧、适度。13世纪天主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曾提到，美好生活所必需的，首先是物质需要的满足，其次就是善良的行为。。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文版序（3）

我还提醒我的听众，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一旦达到物质满足的程度，美国人就应该把注意力投向幸福和最终启迪。今天，美国经济摇摇欲坠，在无法偿还的金融债务的海洋中垂死挣扎，却还保持着对于不计成本发展经济的偏爱。有些人将此称为“资本主义的癌症阶段”。这个体系的经济信念，建立在人类天生自私而贪婪的基础之上，并且对物质财富的欲望没有止境。大多数经济学家已经忘掉了杰斐逊的教诲：追求幸福是每个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很少有经济学家注意到，尽管美国的人均GDP在稳定而引人注目地增加，美国人的幸福程度却低于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尽管GDP增长呈上升趋势，美国人却并不快乐。既然如此，美国经济为什么还要继续增长呢？如果一个国家，最终不是为了改善其人民的真实幸福，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需要增长呢？这里的幸福一词，我采用希腊语中的含义——“精神的安宁”。

中国能否呈现给世界一个真正在适度中生活的样板呢？她能表现出老子和孔子对于简朴、适度和谦卑思想的理解与智慧吗？

如果中国能够真正走出一条小康社会与和谐发展的道路，开发出测度福利和发展的系统，将为由英美资本主义主宰的新古典经济发展哲学带来一场震撼世界的转变。的确，2005年8月，当我参加在承德举办的有关中国和谐发展战略的讨论会时，就感受到某种政治上的讽刺意味。1793年，就在那里（承德），乾隆皇帝回绝了英国使者马嘎尔尼勋爵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企图开放与中国“自由贸易”的请求。乾隆让他离开，并声明中国拥有一切，不需要外国商品或对外贸易。如果英国最终没有以武力迫使中国加入贸易战争——鸦片战争的话，说不定中国在18世纪就已实现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从我近来对道教所了解的有限知识来看，“和谐发展”的概念与中国古代的宗教哲学相一致，即寻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平衡。确实，道教中的“道”是指与自然本身协调一致，以平衡与和谐的原则进行管理，重塑自然，返璞归真。

2005年8月访问承德期间，就在18世纪（清朝）皇帝的夏宫——乾隆皇帝的避暑山庄里，我有幸向招待我的中国主人介绍真实财富模型，并提出新的测量发展的方法（真实发展指数）可以为中国的和谐发展目标建立一套新的核算体系。我的模型清晰地展现了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福利。

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正经历着金融和债务危机，其严重程度或许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此时，中国是否能为其他国家展示一条真正和谐发展的平衡道路，以表现其在维持环境完整的同时实现小康目标，从而为中国人民带来适度的福利呢？如果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获得成功，将成为第一个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我向中国和所有国家提议建立的真实财富模型，其活力在于它认识到经济（其准确的定义为“家庭的福利状况”）与自然环境的完整和健康，以及与社会美德和价值之间平衡与和谐的重要性。建立在真实财富模型基础之上的社会，最终一定会把幸福视为真实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我深信，在中国人民的内心，如同我的加拿大兄弟姐妹的内心一样，潜藏着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着手开辟雄心勃勃的真实财富之路。只有真实财富，才是这个世界的希望之光。

马克·安尼尔斯基

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

2009年2月13日

前言

现在假设上帝想要委派一个使者来评测一下人类的管理成效，分别从个体、组织、城市和国家对人类将地球资源转化为丰富、正直和快乐生活的能力作出评价。那么这位使者会审查哪些方面或者现象呢？而他得出结论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阅读此书时我情不自禁地将马克·安尼尔斯基视为“上帝的使者”。我并不是故意将马克神化为权威或者智者（当然他本人更没有要求如此），也不敢肯定是否会有一些权威人士要求重新修改这篇文章的某些部分。当然万能的上帝并不需要什么使者的报告，也不需要虚构中的使者，并且审查的最终受益人其实是我们人类自己。

审查的主要标准便是从“真实财富”中推究出来的“真实资本”。“真实资本”由可从数量和质量上进行双重评估的五种类别的资本形式有序构成。它们分别是：（1）人力资本——个体的思维、身体素质、精神状况和其个人能力；（2）社会资本——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关系的质量和能力：信任、诚实、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对他人的宽容度；（3）自然资本——足够的物质蕴藏和储备以便提供足够的自然资源供给，以及维持生存必需的生态系统；（4）人造资本——机械、工具、耐耗型物品；（5）金融资本——货币和其他流动资产，用于各类交易和借贷时可替代和接受的支付物。

我们先进的经济体系最注重的是金融资本，对人造资本有一定的关注，而忽略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而问题就在于前三者对于真实品质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而这五种不同的资本形式之间存在相互部分替代的可能性（这往往被倡导不用为资源耗尽而担忧的经济学家们过分夸大，他们称当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到“适当的程度”时，就不用担心自然资本的消耗了），必须意识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如同马克·安尼尔斯基所认为的，这些不同形式的资本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任何一种资本形式的短缺都会引致其他形式的产出减少，尤其是当自然资本过分消耗时，金融资本会急剧贬值；而信任的缺失（社会资本）将限制知识的价值实现（人力资本）；等等。事实上，因为金融资本作为最易测定的资本形式，从而使我们对该领域投入了过多的注意力。但是究竟货币的衡量尺度怎样呢？我们指的是M1、M2和M3吗？什么样的衡量尺度能够无中生有继而又能消失，并且在使用该尺度时该怎样做才算宽严有度？我们绝不能迷信这些量化尺度。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是无法量化的。最终是当我们无法再对评估结果进行任何改进的时候，评估结论也将被认可与肯定，得以维持下去，并且会受到足够的关注。

安尼尔斯基获益于很多人：复式记账法的意大利发明者卢卡·帕乔利，发现自然步长的卡尔…亨里克·罗伯特，最先使用国家与全球尺度的生态足迹时间序列研究方法暨经济跟踪分析法的马西斯·威克纳格（Mathis　Wackernagel）　和其他很多让他感到有所收获的人，甚至包括我。他通过雷·安德森（Ray　Anderson）的界面公司（Interface　Carpet　Co。）提到的生态学物质环绕圈总和来分析该理论衍生出来的各类实例：中国及其小康理念，或者“中庸式社会发展”替代无限经济增长模式的实例。他研究了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以及因纽特、不丹和圣莫尼卡市的案例。这些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超越教科书，走到细致的个案研究和哲学反思中，而所有的讨论都立足于阐释和运用最基础的真实财富概念。

所以，亲爱的读者们，我不再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来进一步总结和陈述了。现在你手中就握着这本书，无论如何请仔细阅读它，你肯定会满意的。

赫尔曼·戴利

马里兰大学公共关系学院教授

引言

我相信我们都存有对幸福和不可或缺的爱的共同渴望。每个人都有探究这些生命中不可或缺物质的与众不同的经历。但究竟决定我们幸福与否和良好生活品质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真实财富吗？正如罗伯特·肯尼迪所提出的质疑，是让生活更有价值吗？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衡量幸福程度并且将这些衡量标准整合起来，成为诸如GDP之类的常用经济发展指标呢？

这些如此恼人的问题，促使我开始对经济起源思想和经济体系进行研究。我意识到经济学与其说类似于艺术或者科学，不如说其更像一种宗教信仰。对经济定理的研究越深入，我和与我持相同观点的人们就对其原理和标准越失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此我们开始想要公开尘封已久的真相了。

一些人将经济学定义为沉闷无趣的科学，而我发现其与宗教极为相似，因为经济学的原理规则以及工具引领着我们当今的生活状态。经济学家成为我们资本系统的充满智慧的教父。我将自己也看做经济学教父中的一员——但我是一名渴望理解人们思想的真正前提和价值源头的教父。作为商学和经济学教授，我发现我的学生们渴望对商业行为背后的信用条款了解得更清楚透彻。很多学生对是否将利润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商业发展的首要目标产生质疑；他们期盼一个更有意义的世界，使得社会伦理和规则以及整个大环境下的责任感能够约束企业行为。我为这些经济学新生代感到欣慰，我也为经济学研究生能真正明白现行的“新经济秩序”能够并且必须改变而充满希望。

在经济学中我们将大众行为简化为由个体、独立和效用最大化的人类所作出的行为的简单加总。个人成功的衡量标准被定义为物质和资产财富在一生中不断积累的多寡。我们就在这自由市场观念体系中出生，丝毫不怀疑其道德和伦理基础。所以这种经济和资本主义观念就在我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以至于即使我们心中拥有对更有意义和真实正直的生活的呐喊，也最终会被资本主义的牢笼吞噬以及迷失在快速发展以“赶超琼斯”的口号中，这只能让我们陷入对更简单、更有意义和更真实生活的悲伤幻想中去。

我坚信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发展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一些共同意识正在觉醒，受到开明的、积极看待生活的经济学家们的支持。这本书为我展开了我的未来蓝图：我称之为真实财富的研究——那些与我们内心感受到的、使生活更有意义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良好生活品质的前提。

《幸福经济学》有四个主要的目的。首先，对现行经济体制的本质和灵魂的探索。我非常想知道为何很多所谓可持续性进程并没有向真正的、有活力的和可持续的经济体制发展。我想弄明白，为何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巨作《国富论》会忽略“财富”这个古老的英语传统词汇所代表的意义，只在文字层面上解释为“保障优良生活品质的前提”。阿明托雷·范法尼（Amitore　Fanfani）将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思想追溯到欧洲中世纪，范法尼构建能够使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的前资本主义模型的时代，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的第二个目标便是引出真实财富概念：一个崭新的具有说服力的、依据制约我们生活品质的物质价值来有效管理和提高我们私人生活、家庭、事业和社会的良好品质的模型。真实财富模型对于一个社会或组织的总资产评估的可持续性发展，是切实有效的衡量和管理体系。通过将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新概念整合起来，真实财富模型创建出一个更全面广泛的综合体系，使得人力资本、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和金融资本均能在整个体系中得到平衡发展。艾米利亚—罗马涅是意大利一个繁荣和充满生机的城市，受到该地区合作型经济体系的启发，我们可以勾勒出未来生活的蓝图：可持续性经济建立在能够兼顾效率、公平、互惠互利三者的，相互促进和平衡各方利益的规则体系上。

第三点，我为真实财富模型提供了各个层面的应用模型，包括私人家庭、企业商业、社会、地区省市和国家层面。为此我详细列举了加拿大阿提克的努纳武特地区，圣莫尼卡市，艾伯塔省的雷铎克、美国加州和诸如美国真实发展指数（GPI）等开创性体系，以及艾伯塔的GPI可持续发展记录系统。

最后，我着重审视了货币的本质以及现行的以借贷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堆积如山的无法承担的负债和常见的高利贷，实际上将生活资本以及维持生活良好质量和幸福最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引致毁灭。我为其提供了可替代的范例，瑞士现行的诸如JAK成员银行的金融系统，是一种具有合作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