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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国殇》出版后强烈的市场反响很出乎我的意外，一年里加印十余次更是始料未及。这年月读书的人越来越少，更何况像《国殇》这样的大部头。在此，我感谢那些关注、支持《国殇》的媒体、史学家和热心的读者。

《国殇》是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战略防御阶段数十场战役的纪实描述，场面虽然宏大，却难以深入。一本书的篇幅毕竟有限，要想酣畅淋漓地感受一次大战，感受政治家的纵横捭阖、将领的运筹帷幄，感受中国抗战的悲壮、惨烈，就有些力所不及了。这也是《国殇》美中不足、留给我的遗憾。

今年正值武汉会战70周年，我有了推出本书的冲动。如果说《国殇》带给读者的是一幅场景博大的抗战画卷，那本书则更似一幅细腻的油画，更强调真相和细节。我很希望读者能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牺牲最多、堪称决战的武汉会战。

1938年，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策应下，承担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军倾其主力，以百万之师与四十万侵华日军展开了空前悲壮的浴血厮杀。尸山血海、忠勇无畏，使日军太阳旗失去了光芒，雪亮的战刀顿挫于长江两岸青山碧水间。

70年过去了，流逝的岁月早已荡去了那场战争的烟云。但青山幽谷、大江两岸，仍然时时传出声嘶力竭的“冲啊！”“杀啊！”的叫喊声，那是早已献出了生命的亡灵们仍在做着你死我活的较量。也许他们还想拼出个高低胜负，也许他们仍沉浸在驰骋疆场的英雄梦里，可这世界，却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涉足到这段浸透鲜血、与二战中任何一次大战相比都不逊色的悲壮史河中。激动、好奇使我想深知这场融政治、军事、外交于一体的中日两军最大规模的战役，想揭开这其间错综复杂的全方位较量的矛盾内幕。我一陷就是两年，且颇有一发而不可收之感。

寒来暑往，两载匆匆。研究愈深入，触角愈伸展，竟觉兴味愈浓厚。只是在品味这陈年旧酿时，一丝苦涩、困惑也伴随而来。这并非来自这段历史的悲壮、惨烈，而是封裹这段历史的厚厚的尘埃。

武汉会战，究竟有多少人知晓？又有几人研究呢？

一些军界朋友聚首，其中不乏硕士、学士，研究军史者亦有之，且侃起天下大事，几无他人置喙之机。偶然问及：“可知武汉会战？”

众多摇头，偶有知者也多为皮毛之解，这使我先吃一惊，不胜感叹！

不久前，一位就读国内名牌大学历史系学子来访。原以为历史、战史相通，旧话重提。竟是愕然摇头，且反唇曰：“战争史是你们军人的话题。很少涉猎。”

对此，我并不太惊奇，只是失望与疑窦徒然大增。为此，专门走访了几个研究历史的文人儒士，再问；“武汉会战该作何评价？”

文人到底含蓄，答曰：“作用甚大，具体不详。”

失望中百思难解，疑惑中心境难平。

武汉会战，是中日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虽然斯大林格勒战役以苏联胜利而扬名，但武汉会战对于扭转中国抗战乃至远东战局，意义同样不可低估。

中国人常说“胜固可喜，败亦欣然”，但武汉之败（事实上，某些方面可以胜作结论），却没能“欣然”起来。长期以来，专家们对这场大战贬多于褒，甚至被打入冷宫，任由尘埃封埋，令人惋惜。

我无意为这段历史争些什么，这也绝非我所能为。只是当我踏上战争故地，看着人们站在已被踏平、生长着茂盛野草的坟前，或听到那些侥幸能拾到一顶充满锈渍的钢盔及风雨锈蚀的枪械的幸运者发出的好奇问询声，我总感到该揭开这段不该是秘密的秘密。尤其从那昔日征战此地的老军人或他们的后人表情复杂的脸上，我更感到了一阵阵的冲动，一种想要揭开这段秘密的冲动。

就这样，我开始了对这段历史的“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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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哀兵（1）

1938年六月初的一个傍晚，燃烧了一天的太阳垂挂在西边的地平线上，落日的余晖烧红了辽阔的豫西大地。静谧的原野、青翠的山冈、宁静的河流，构成了一幅秀美的田园景色。

转眼间，一阵车鸣马嘶、轰轰隆隆，这一中原美景被打破了。公路上、田野里、山坡上，到处是一队队、一坨坨黄乎乎、灰扑扑的军队，蜿蜒地迎着太阳，向西退去。这是一支一眼望去便知吃了败仗的队伍，没了队形，没了生气，耷拉胸前的脑袋沉重得抬不起来，往日那种赳赳威武的劲头早已没了踪影。枪在他们手中似乎也成了一种多余的负担，背着的、扛着的、挎着的，姿态各异。褴褛不整的军装上满是泥土、血渍，使沉闷中更显出万般疲惫。往来车辆卷起的尘土吞没了三三两两的兵士。却没人躲闪，只是麻木地向前挪动着。整个队伍中弥漫着一股令人沮丧的沉沉死气。

豫西广袤的大平原上，到处都涌动着这股溃败的潮水。

一辆沾满泥土的德制吉普车，在简易的土质公路上颠簸着。车后座上，国民党第一战区一兵团总司令薛岳将军蜷缩在车的一侧，呆呆地望着车外潮水般滚动的溃兵，心里苦涩，颇不是滋味。夕阳下，被落日染成一片金黄的平原在他眼底只留下一抹淡淡的背景，并未给他那颗伤痛的心以多少慰藉。

车子缓缓地行进着，薛岳仍是呆呆地坐着，一言不发。一旁的副官看上去有些坐不住了。今天一上路，薛岳情绪就极低，副官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可一时也找不到恰当的话来排解他那颗被痛苦、愤懑紧紧缠绕的心。现在，见薛岳还是打不起精神，副官忍不住找话。

“司令，豫西的千里平原也是蛮美的啊。这儿虽比不上咱们广东山水秀丽，可平坦开阔，一眼望不到头，倒是很有些壮美的味道。”

沉默。

“常听人说河南十年九荒，真让人弄不明白，这么平坦肥沃的土地为什么不是一片富裕的粮仓？”

还是沉默。

副官有些尴尬。以往薛岳可不是这样。别看打起仗来他凶得像只恶虎，谁要是出丁点儿差错，他恨不得吃了你。可一旦闲下来，他总是谈笑风生，甚至有时还操着他那口广东官话，捉弄起副官和身边的卫兵。广东###陈济棠为此曾送给他一个有趣的绰号：“老虎仔”。既有虎之威猛，又有雏虎之欢快活泼。可今天他却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副官知道这与他一天前拜会一战区长官程潜有关。

当时薛岳正率部西撤，闻知程潜就在路旁二里外的李镇，薛岳一刻也没犹豫，当即吩咐司机拐了过去。

薛岳和程潜平素交往不多。程潜是国民党军中###，同盟会老会员，资历甚至在蒋介石之上。公开场合，蒋介石一口一个“颂公”，使程潜在国民党军中拥有特殊的地位。更绝的是，程潜这个前清的秀才不仅文采过人，而且在日本学过军事，任过孙中山的陆军次长，大本营军政部长等显职，是国民党军内赫赫有名的战将。这一切都深得薛岳仰重。而程潜也以开明人士自诩，很欣赏薛岳的年轻干练，尤其是他那股颇有雄心和胆略的虎劲。所以两人虽是初次合作，关系倒也融洽。

见薛岳情绪不高，闷头走进长官部，程潜心里明白了几分。看来薛伯陵还没从兰封会战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嗯，年轻人是该有这股认真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