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罢一声长叹,叹宵光何限。共倚雕阑,蒹葭雾锁云程断。空对着影珊珊,月映琅野,惨凄凄树咽秋蝉,冷超應落叶声残,泪眼孜孜相看。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
悠悠箫声浸润在清凉的夜色中,吹的是《满《梦中缘》中一段,那细腻清丽的曲调,将门外喧嚣的声浪隔断,把世界变得水一般的静。小院里树影婆娑,东侧粉墙依然,西侧紫藤依然,只是那粉墙已然斑驳,紫藤巳显零乱,月光下,显出难以掩盖的破败来。
花厅亮着灯,箫声从里面传出,使人有隔世之感,然而利用游廊巧妙改建成的小厨房和里面散溢出的肉末炸酱的香气,则给这《满庭芳》平添了一层戏谑浪漫之气。《满庭芳》曲牌属北曲正宫,曲调当顺畅柔美,极少跌宕,今日这箫却吹得晦涩匆忙,宫商错乱,似辗转不安的狐兔,又似断续纷杂的急雨,浮躁中还多了几分难耐。
我提着行李绕过曾是开满芍药花如今变作下水池的土台,钻过晾满各色衣衫的铁丝,向灯光走去。花厅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久违了的气息,这种气息无时无刻都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虽然时光荏苒,社会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尽管我身着九十年代的服装,进门前也是满脑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自进入这箫声与月色相溶的小院,浑身的燥热便立即退去,沸腾活跃的思考也仿佛化作固定的符号,在脑海中淡化,隐退,浸来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惊叹角色的转换竟会这般快捷,甚至惊叹离家这二十五年,风浸尘淫,对我无多的改变……我在门口久久地站着,看着坐在绣墩上的吹箫人,如那粉墙与紫藤,我作女孩儿的时候他便坐在这里吹,如今依然如故,多少年了啊!
我叫了声七哥,箫声倏然而止,舜铨回过身来看见我,说,噢,是舜铭吗?我说是,就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舜铨比我上次见时又老了一些,色泽润洁的皮肤上已有老年斑出现,稀疏的头发也再寻不出一根黑色,然而细髙的身材依旧挺拔,儒雅持重之气依旧贯穿于举手投足之间。他长得很像他母亲,他的母亲是安徽桐城世族,颇有学问,人也长得美,对子女要求相当严格。我家家道衰落后,一切家务均由他的母亲主持,她谆谆教诲身边子女,要他们立德立言,作有用之人。父亲有三房夫人,十四个子女,舜铨在哥儿中排行老七,我在姐儿中也排为老七,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祖父为清廷显贵,有爵位承袭,曾给后辈留下了占了半条街近三百间房屋的偌大府第,和东直门外长着百余棵高大白果树的大片坟地。辛亥革命后,皇恩再不浩荡,奉禄亦如云烟,如所有满清大家族一样,家庭境况急转直下,迅速衰落,到了我出生的时候家财已所剩无几。后来经“文革”的浩劫,更是山穷水尽,四壁萧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所幸后有政策的落实,部分房产和查抄物品的归还,才使舜铨有了这五间花厅和这座荒废的小院。旧时,小院是东花园的一隅,惟其能幸存是因为我母亲和舜铨一直住着,前面的正房和庭院早已被拆毁,代之以某单位的家属楼,朱红的大门和精美的石狮也早不知去向了。
舜铨整大我三十五岁,从我在这座宅院中降生到二十岁离家,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有他的影子。“文革”中他被剃了阴阳头,一条街一条街地游斗,我便狗一样跑前跑后地跟着,在心灵上承受着同样高帽木牌的重压和皮带的抽打。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因为他是个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的人。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对谁都抱以孩子般的纯真,包括那些烧他字画的红卫兵,他曾商量着请求人家,能不能把他的画烧了而将张大千、溥心畲、徐悲鸿等朋友的画留下,红卫兵说不成,他说那就只好烧了,以他之拙作,能与这些精品同化庄周蝴蝶也算幸事。舜铨每天晚上都吹箫,顶着阴阳头的时候也吹,所吹多是清末戏曲家张坚的《梦中缘》,“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当时家中老辈仅存我母亲一人,听到箫声母亲便摇头叹息,说老七又想四咪了。
我的归来使舜铨很高兴,他问我西北是不是已经下雪了,榆林还有没有骆驼等等,我一一作答。昏黄的灯下,兄妹相聚,语言虽淡,却渗透着至爱亲情。舜铨说,舜锘回来了,从台湾经香港过来的,在北京只待三天。我问是否携着夫人,舜铨唔了一声。
舜锆是大哥,长子,如果清廷依旧,该是爵位的继承人。但这位长子却早早地造了反,二十年代末便离家出走,加入国民党,加入军统,成为国民党军界一名权利炙手可热、双手沾满共产党、进步人士鲜血的人物。外界无人知晓他还有过舜焐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他的档案中或许还能查到,然而他那众所周知的“大名”在我们家里却从未被任何人叫起过。“文革”中最让舜铨吃苦的就是舜锫了,那时候他在台湾干“反共救国团”干得正上劲。
见我的思路抛锚,舜铨补充说他是听政府部门来电话通知才知道的,他以为舜锫会回家看看,看来舜锫没这意思,从走出这个家门到现在,他已经有六十多年没回来过了。这次回来似乎也是个别人知道。我说舜错罪孽深重,劣迹昭著,料他无颜见故里亲朋,更愧对父母亡灵,偷偷摸摸,连家也不敢进是必然的。舜铨没接我的话,这样的话以他那满是孝悌思想的脑袋是说不出来的。舜餘说,叫你回来,一来是见一见舜锫,二来那个匣子也该打开了,如今,舜字辈的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舜铨说的匣子是指1988年在拆毁西院套间时在夹墙中发现的一个小匣子,当时舜铨给我写信,说此匣系民国三十年,父亲由法国回来,翻盖西院房屋时所藏,内有何物,尚是未知,该匣暂由他保存,以后伺机再开。这次舜铨又提到匣子,并且起身将一镶嵌螺钿的楠木匣由柜中取出,用布抹拭了,放在灯下,小匣立时熠熠生辉。匣上精致的小铜锁虽已锈蚀变绿,却仍牢牢锁定在环扣上。舜铨说,趁着三个人都在,打开它,也算他对我们有了交待。
舜铨的妻子丽英和女儿端着饭由小厨房进来,见我在桌前坐着,吃了一惊。丽英放下碗说,怎么悄没声儿地就回来了?
下午让青青去车站接了,没接着,以为您坐明天的车呢。我说没什么行李,用不着接,又不是不认识家。青青说,姑爸爸越发显得年轻啦,您瞧瞧我妈,都成了半大老太太啦,连花衣裳都不敢穿,到底比不上姑爸爸。青青直呼我为“姑爸爸”是受了她父亲的影响,满族人常将家中长辈女子的称呼冠以男性,以示尊重,正如光绪称慈禧为“亲爸爸”一样,舜铨大约也常在女儿面前说你姑爸爸如何如何,她便也自然而然地“姑爸爸”了。丽英要去厨房再添两个菜,我说不必了,炸酱面挺好。丽英就请示丈夫,舜餘说,舜铭不是外人,不必再另炒菜了,坛子里有泡制的糖醋白菜,可以上一碟,那是她在外头吃不到的。我问糖醋白菜是谁做的,舜铨说当然是他,那骄傲自得的神情就像个小孩子。这糖醋白菜是我们家传了三四代的保留食品,即取白菜心混切成棱状,再与雕成梅花形状的红胡萝卜同用白糖和上好白醋腌制,封存坛中,随吃随取,吃时再配以鲜绿香菜,红绿白相间,酸甜适口,好看又好吃。
四个人就围坐在灯下吃饭,饭菜虽简单,餐具却精美,这怕也是舜铨对昔日贵族风范的惟一保留了。丽英对我很客气也很拘谨,说话也总是“您,您”的,让我很不自在。她原本是东城织袜厂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容貌不佳,身段也略显粗短,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据说当年因为父亲早逝,家庭困难,早早地辍学进了工厂当了工人。舜铨老夫尚抱独身,“文革”中又被搞得很臭,无女敢来问津,丽英亦因“嫫母无盐”之貌和她那负担颇重的家庭而待字闺中。当时,我母亲在病榻上无人照料,生命巳近垂危,我又远在陕北插队不能回京,经人说合,将丽英迎娶进门以应炊帚。我母亲知道,舜餘对这亲事是极不满意,也是极不情愿的,但终因形势所迫而同意李代桃僵,做了个孝顺儿子。丽英虽与舜链年龄相差甚远,却很知足,且性情温顺,不仅对我母亲菽水承欢,扇枕温席,尽心侍奉,对丈夫也知冷知热,黾勉从事。每每念及她的这些好处,都使我称谢不尽,感激涕零。母亲去世,青青降生,舜铨时已六旬。舜铨老来得女,爱惜备至,惯纵异常,挥墨作画时亦常抱至膝上,笔端顺着孩子嘴巴走。青青说芭蕉下的大公鸡得背着小鸡,于是站在岩石上引颈长鸣的公鸡就立刻敛羽收翎,背上驮着一只小鸡雏,就地刨食,变作一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之模样;青青说过桥的老头要坐在树上吃桃,拄杖穿袍的老先生便“马齿长而童心尚在”,丢了拐杖而很麻利地上了树……“三中全会”以后舜铨的生活似乎平静而清闲,用他的话说是“围炉而坐,煮沉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悠悠自得其乐也”。然而我仍从那“自得其乐”的字里行间体味到了他心灵的孤寂与情感上的空缺。今日在饭桌上,从丽英对面条的响亮吸吞和对大瓣蒜的热烈咀嚼中,我又一次看出了这对夫妇的差距与隔膜,这个差距不是一代可以跨越的0我走出了这个家门,使我丢掉了某些矜持和习惯,但舜铨不行,舜铨从未走出过这个家,从未走出过这种氛围,即使有社会交往,也是在他那极有限的书画小圈子里周旋而没有其他。舜检对书画很有研究,尤擅长于工笔重彩,他常说,画忌六气,一曰俗气,如村女涂脂;二曰匠气,工而无韵;三曰火气,有笔杖而锋芒太露;四曰草气,粗率过甚,绝少文雅;五曰闺阁气,苗条软弱,全无骨力;六曰蹴黑气,无知妄作,恶不可舜铨的画据美术界人士评论,认为袭郎士宁之风却又比郎气骨浑厚,纵逸潇洒,无论从构图还是着彩都显示出极高的天分与功力。徐悲鸿在北平初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曾请舜餘佐力,铨七爷名声由此在京城更为大噪,求画者门庭若市,一纸到手,视若拱璧,收藏家们更是以得舜铨画为美事。后来,舜铨的画渐渐被人们淡忘,他的悲剧在于他走不出自己,走不出禁锢他的家庭圈子。张大千、徐悲鸿均历游外洋,走遍九州山水,即使是恭亲王后裔,人称王孙画家的溥心畲亦是留学德国,取得两个博士学位的大儒。舜铨的与社会脱节,钻进象牙塔闭门造画,使他的视野、画风、魄力受到了极大局限,无甚长进,最终也只被人们认为是绝佳的“文人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