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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魔而入仙的诗人韦应物(第1页)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政治社会的分水岭,也是很多唐代人,包括唐代诗人人生的分水岭。战乱前,他们被召集在帝国高高飘扬的旌旗下,畅饮时代和人生的琼浆,用酒神的光辉照亮自己的前路。战乱之后的很多诗人则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刚从安史之乱战争的恐惧中走出来的人,惊魂未定,很自然会采用低调来看待生活,把立身处事的大原则从心上摘下来挂在身上,以便要用时能用上,又不致坠得人心动过缓。这是八世纪末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唐之韵》

韦应物就是这样的诗人。

韦应物,长安人。出身豪门大族,从小颇有纨绔之风。从天宝十载(751年)至天宝末,韦应物以三卫郎官职为玄宗近侍,常出入宫闱,扈从游幸。这段时间的韦应物,应该是骄横跋扈,颇有些魔气的。在他晚年回忆这段生活的诗中这样写道:“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蒱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诗人毫不隐讳年轻时,仗着皇帝恩宠,多为不法的劣迹:袒护罪犯,操纵赌局,调戏良家妇女,已近乎无恶不作了,由于他是皇帝近侍,即使犯罪,官府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此时的韦应物,根本是没有工夫读书的,“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盛世造就了天才,也造就了许多浮浪子弟,韦应物应该就是这种浮浪子弟中间的一个,如果不是安史之乱,也许,他还会这样一直混账下去,直到末日。

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到蜀地,韦应物流落失职,玄宗去世之后,他更是明白,自己的幸福生活到头了。“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此时的诗人,刚好十八岁。十八岁开始折节读书的韦应物在不长的时间里,竟然就以诗名为时人所重,后人评价他说:“独(韦)应物驰骤建安以还,各有风韵,自成一家之体,清深雅丽,虽诗人之盛,亦罕其伦,甚为时论所右。”(《唐才子传》)

代宗广德至德宗贞元年间,韦应物先后为洛阳丞、京兆府功曹参军、鄂县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苏州刺史,所以后人经常称他为韦江州、韦左司或韦苏州。从耀武扬威的皇帝侍卫转而成为一方百姓的地方官,韦应物的变化是巨大的,大概是贴近民间疾苦的原因,他早年的暴戾之气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百姓深深的同情和对自身的警醒。韦应物老来疾病缠身想归隐田园,又想到治下有百姓流亡,自己失职,有愧于朝廷俸禄,“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早期号歌大呼的酒神精神已经失去了踪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日神精神开始浮出水面。

但是,韦应物又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官僚,他把陶渊明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作诗“效陶体”,做人也要“慕陶”甚至“等陶”,因此,有人认为,唐代诗人中,只有韦应物才是陶渊明的嫡传弟子。因此,韦应物成为中唐山水田园诗派著名诗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后人评价是景致优美,感受深细,清新自然而饶有生意,他的诗作中最为后人称道的,应该就是这首《滁州西涧》了。

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宗白华先生说:“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美学散步》)此时的诗人,猝然遭遇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吧?春日的涧边,青草苍苍,头顶黄鹂鸣叫,树叶深密,能闻其声而不见其影。一切似乎都孕育着蓬勃的生机,这婉转的鸟鸣,更为这山水增添了一丝清凉和静谧。诗人静观万象,一切都那样明澈那样清静。诗人徘徊在这涧边幽草之旁,涧顶深树之下,乐而忘归,不觉暮色渐起。此时飒飒风来,潇潇水起,春雨缠绵,春潮涌动,奔放而不狂野,湍急中流动着生机。遥望对岸,渡口无人,孤舟横斜,自然安适,随波容与。此时的诗人,漫步于山水之间,徜徉于溪涧之旁,诗歌自然空灵,全无烟火气,早年的“魔”气更是毫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字里行间恬淡安适的飘飘欲仙之气。诗人何以至此?宗白华先生一语为我们道破玄机:“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美学散步》)原来,当诗人忘却了世事的烦扰,以空明的觉心容纳万境的时候,万境就染上了人的性灵。灵气往来,物象呈现出了诗人灵魂的生命,于是,美感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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