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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已经发现喀什有非常像样的商贸市场。后来，出任汉朝“西域都护”的班超，又曾把这里当做安定西域的大本营，他自己一住就是十几年。

班超在这里的时候，当地民众在精神文化上还停留于萨满巫术的原始自然宗教。但是，就在班超走后不久，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把这里裹卷进去了：印度的佛教开始向中国大规模传播，这里成了一条最主要的走廊。

对于佛教东传这件事，我一直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大事件。原因是，作为被传入一方的中国大地，自从诸子百家之后已经实现了超浓度的精神自足，似乎一切思维缝隙都已填满，怎么可能如此虔诚地接受万里关山之外一种全然陌生的文明呢？但是，由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双向高贵，又痛又痒的防范心理居然被一步步克服。首感痛痒的地方，应该就在喀什。首度克服的地方，应该也在喀什。

磨合了两百年，到了公元四世纪，这儿已经成了一个佛教繁盛之地，留下的古迹和事迹都很多。例如，那位在中国佛教史上贡献堪比玄奘的鸠摩罗什，就曾在十二岁时到这里学习小乘佛教长达两年，后来也在这里，遇到了精通大乘佛教的来自莎车的王子参军兄弟二人，开始转向大乘佛教，并终生传习。而莎车，现在也属喀什地区。尽管喀什的佛教主流一直是小乘，鸠摩罗什不得不离开，但这儿是他的精神转型地。

在鸠摩罗什之后不久，法显西行取经也经过这里，惊叹这里的法会隆重。后来玄奘取经回来时经卷落水破损，也曾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补抄。

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喀什表现了很高的文化创造能力，向世界贡献了第一部用纯粹回鹘文写成的长篇叙事诗《福乐智慧》和精心巨著《突厥语大词典》。这是两部极重要的维吾尔文化经典，跟着它们，还有不少优秀的著作产生。喀什，因创建经典而闪现出神圣的光彩。

其实，伊斯兰教在公元十世纪传入中国时，也以喀什为前沿。在这里落地生根几百年后，才向北疆传播。喀什地区的伊斯兰教文物不胜枚举，因为直到今天这儿的主要信仰还是这个宗教。千余年来天天被虔诚的仪式滋润着，即便是遗迹也成了生活，因此看上去都神采奕奕。

据到过这里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聂斯托利派即中国所称“景教”，在这里也不乏信奉者，而且礼拜完满，尽管这个教派早在公元五世纪已在罗马被取缔。对此，作为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就很敏感。同样，在古代波斯早被取缔的祅教（即拜火教），在这一带的民间也曾风行，致使《南唐书》说疏勒地区“俗奉祅神”。

总之，几千年来，喀什不仅是商品贸易的集散地，而且也是精神文化的集散地。集散范围很大，近至中亚、南亚，远至西亚、欧洲。如果说，西域是几大文明的交汇中心，那么，喀什则是中心的中心。

这个地位，自古以来一直具有，却只是默默地存在于各国商人心中。到了十九世纪，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获得新的自觉，喀什的重要性再一次被广泛瞩目。当时很多全球顶级的学者都坚信，这一带必定留下了诸多文明的重大脚印，因此都不远万里纷纷赶来。正如日本探险家橘瑞超所说的那样：“这是中亚地区政治、商业的中心，自古以来就为世人所知，至今到中亚旅行的人，没有不介绍喀什的。”

翻阅那时的世界考古学著作就可以发现，喀什，在东方史研究中，已经成了一个怎么也避不开的常用名词。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水深火热，差一点被列强彻底瓜分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以亚洲腹地为目标的考古学家如果没有来过喀什，还是会像一个毕业生的文凭上没有盖过校长的签名印章。

历史，很容易被遗忘却又很难被彻底遗忘。在那些迷乱的夜晚，正当一批批外来的酒徒在沙丘上狂欢喧嚣的时候，他们脚下，沙丘寂寞一叹，冷然露出某个历史大器的残角，似乎在提醒他们，这是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