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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美术家协会的报告上，美协负责人江丰对清华美术小组和林徽因挽救景泰蓝艺术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几十年过去了，北京景泰蓝工艺在飞快地发展，由解放初期的几个品种，拓展到上百个品种，并显示了综合工艺的水平，已成为世界性的工艺产品。但没有人会想到，是那一双纤弱的手，为它涂了第一抹新生的釉彩！

灵魂的丰碑

一阕石头的音乐升腾着。

金子一样的天空，通往所有星座的道路全部被它照亮。

石头的音乐向天空生长，天空好像越来越低的俯伏到海面上来，浪花跳跃着，奔跑着，加入这雄浑磅礴的旋律。

那阕石头的音乐是一座宏伟的丰碑，它通过漫长的黑夜，伸向天空，新生的太阳给了它所有的颜色，它的身上披满了花环。

林徽因从梦中醒来，猛地拉亮电灯，梁思成也被惊醒了，慌慌张张来找药瓶。

林徽因说：“我不是吃药，给我拿张纸来。刚才在梦里有一个设想，我得立刻把它画下来。”

自从接受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任务，林徽因不知多少次这样从梦中醒来。

1949年秋天，毛泽东主席就为纪念碑的奠基填了第一抔土。1952年由梁思成和雕塑家刘开渠主持纪念碑设计；参加设计工作的林徽因，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此时她病得已不能起床了。在起居室兼书房里，她安放了两张绘图桌，与她的病室只有一门之隔。

梁思成每天奔走于城里和清华园之间。在早晨进城之前，他先与林徽因共同制定出一天的工作计划，由助手执笔，随时拿到床前由林徽因指导修改。她的助手是建筑系应届毕业生关肇邺，是个二十出头的很机灵的小伙子。

林徽因主要承担的是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的设计，从总平面规划到装饰图案纹样，她一张一张认真推敲，反复研究。每绘一个图样，都要逐级放大，从小比例尺全图直到大样，并在每个图上绘出人形，保证正确的尺度。

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唐代风格作蓝本，选出许多资料，跟助手逐一分析，详细讲解，掌握基本特点。

林徽因说：“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段，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为麻。’这是何等气派！任何艺术从气势和风度讲，显然应该和社会时代相一致。秦汉雕塑以阳刚之美为主，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则刚柔并济，同时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致、细腻、华美的自然灵气。秦汉雕塑在空间造型上讲究体积的庞大，气势的充沛，以大为美，以充实为美，而唐代雕塑则是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秦汉雕塑表现为物质世界的扩张和征服，唐代雕塑同时还讲这种扩张和征服与内心世界的刻画相统一。唐代雕塑代表着完满、和谐，在‘比德’和‘畅神’方面都做出了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体系。这些正是我们要借鉴的。

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人文主义特点，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林徽因说完，又拿起关肇邺设计的一幅图案，半开玩笑地说：“这幅好像是乾隆趣味，不配表现我们的英雄。”

经过比较，他们最后选定了一种以唐风为主的风格。

两个月的时间，林徽因和关肇邺画了数百张图案，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设计。

在选用装饰花环的花卉品种上，他们很伤了一段时间脑筋。最初选用了英雄花，经咨询花卉专家，得知木棉并非中国原产，随后放弃这一构想。

在上千种花卉中，他们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象征高贵、纯洁和坚韧。

须弥座正面设计为一主两从三个花环，侧面为一只花环。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应，运用中国传统的纪念性符号，如同一组上行的音阶，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

1953年完成了景泰蓝抢救工作以后，林徽因的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她生命的热能仿佛彻底耗尽了。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严重，药物已不能奏效，只能保持居室的温度。即使是一场感冒，对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纸把林徽因居室的墙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来，几个火炉也早早地点上。

这年十月，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梁思成被推举为副理事长，林徽因被选为理事。他们二人还兼任了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4年6月，林徽因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月10日，《北京日报》介绍了她的简历。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体实在不能抵御郊外的寒冷，为方便治疗，梁思成在城里租了房子。由于一时尚未就绪，便搬到陈占祥家里去住。不久，林徽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同仁医院。

1955年春节刚过，建工部召开了设计和施工工作会议，各部、局的领导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根据近年来各报陆续披露的基本建设中浪费情况，和设计工作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偏向，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和批判。

这次会上，还组织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样。

从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

十多年以后，梁思成在回顾这场批判时，谈了他的困惑和思考。

四十年代末，我在美国考察时，国际上新建筑理论又有了发展，我深感我国在建筑理论上的落后。回国后，我把这些理论贯彻到教学中去。但五十年代初在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批判崇美思想，把这些新建筑理论和我修订的教学计划，统统算在美帝的帐上给批掉了。

我第一次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它仍旧是沿袭巴黎美院学院派的传统教育体制。但是当时正是学习苏联高潮，认为苏联的经验都是先进的，便把它照搬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