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爱云家住了一个晚上,和徐国强把话拉到实在没什么可说的程度,第二天吃完早饭就骑着车子往回走了。原来他估计在城里得多呆几天,但事情很快都办完了。给爱云吩咐了润叶的事;让顾老先生看了气管炎;又和徐国强老汉拉完了话;加上福军也不在,他就再没心思在县城继续逗留。
临近中午时分,田福堂就骑着车子回到了石圪节。
他忽然看见他们村的田福高跹蹴在石圪节的小桥上,就跳下车子来,走过去问他:“今天又不遇集,你跑到这里干什么哩?”
一队副队长见是书记,赶忙站起来,说:“唉,大庄河我姨夫让公社叫来正盘问着哩……”
“盘问啥哩?”田福堂好奇地问。
“就是扩大猪饲料地的事嘛!他当个生产队长,开春划猪饲料地给每一户扩大了几分,让人家告到了公社……我姨急得昨晚上就跑到我家里了。我今天来打问看究竟要紧不要紧。
听人家说公社现在正盘问着哩,我等看有什么结果……“”猪饲料地不是拿绳子往过丈量吗?怎能扩大了呢?“田福堂奇怪地问。
“嗨,也有不丈量的,随便约摸着划开就行了,咱们生产队划猪饲料地,你当时不在,因此不知情,还不是少安和我引着社员大约估摸了一下吗?这事只要没人告就没事。现在的人没良心,给了便宜不占,还跑到公社去告状!”“噢……是这样!”
田福堂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然后说他去买个东西,就和田福高打了个招呼,调转车子过了桥,向石圪节的街上走去……
第二十一章
孙少安万万没有想到,公社突然派人来丈量他们队的猪饲料地。几天前他就听福高说,大庄河他姨夫因给社员多划了猪饲料地,被公社叫去盘查了一天。他心里一直担心这件事,但这件事还是发生了。公社刚来人时,他以为是他们队谁告了状,但又听说公社在其它队也普查猪饲料地的情况,只好硬着头皮等着挨戳了。
这多年来,提起猪就能把人愁死。先前,公社每年根据国家要求,给每个大队硬行分配生猪交售任务。反正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年底平均两户按标准交售一口肥猪。喂肥一口猪得多少粮啊!这年头,人都没粮吃,怎能有猪吃的粮食呢?但没办法,国家要拿猪肉支援第三世界,每年的任务非完成不行。谁家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人口粮扣除一部分。
没有人喂得起猪。队里没办法,由田福堂出面给公社做工作,看能不能用生产队集体的羊来顶猪。公社通了人情,说可以,但必须用绵羊来顶。一年下来,全村的绵羊就快绝了种。
看来这不是办法,还得要落实到家户来养猪。
大队小队干部没明没黑地开会,但连一户也落实不了。金俊山提出,是不是队干部先带个头,一人应承喂一口猪,然后再做社员的工作。但其他干部都讥讽他说:你有能力带这个革命头哩!我们没能力!再说,当干部一晚上开会熬眼已经够了,还带这个头!你要带你带吧!最好你金俊山一家人办个猪场,把队里的任务都包了!
金俊山立刻张口结舌退到大队部的灶火圪崂里,再不吭声了。
还是孙玉亭有办法,提出用抓纸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想来想去,再没有好办法,就只好采纳了孙玉亭的建议。
抓纸蛋的时候,全村人象进行一次集体占卜活动。一个个提心吊胆,用颤抖的手,在大队办公窑炕桌上那只不祥的黑老碗里,如同抓自己的命运一般,一人抓回一个揉成一团的小纸蛋。有的人展开纸团,笑得鼻子涎水都顾不得揩;有的人一下子脸象黑霜打了一般;甚至还有抱住头当场哭得鼻子一把泪一把的。提出这个绝妙办法的孙玉亭,几乎年年能“抓”到一头猪,回去常常让贺凤英骂得狗血喷头。
到了年底,庄稼人好不容易把猪喂起来,吆到石圪节去交售。为了达到标准斤称,交售的那天,每家人都给猪好吃好喝一顿——说不定几斤粮食就能决定一口猪能否够斤称。但是,由公社粮站和石圪节食堂几个厨师组成的收猪机构,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知道老百姓这点小小的狡猾伎俩,决定猪吆来后,先不过秤,集中圈在一起,等屙尿完了再说。于是,交猪的人除多贴赔了几斤粮食,还得多耽误半天功夫。那些日子,石圪节到处都蹲着愁眉苦脸的庄稼人。他们实在没办法,又开始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而收猪的人倒用这办法给自己的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块。
直到后来,生猪交售任务再也不可能完成了。县上没有办法,决定谁养猪,就给谁补贴一百五十斤高粱。
农民这下子高兴了,因为一百五十斤高粱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几乎快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了。如果按往年的喂法,一口猪肯定能省下不少粮食呢。于是,人们又要抢着喂猪。大小队干部整夜开会,没办法分配名额。后来只好又决定采取“孙玉亭方式”,人们又象占卜命运似的,在那只令人眼红的黑老碗里抓这些纸蛋子。抓到猪的眉开眼笑,抓不到的满脸丧气。遗憾的是,玉亭同志本人这回偏偏又抓不到,晚上回去照样被贺凤英臭骂了一通。
但是,喂猪的人高兴得太早了。因为补贴了粮食,国家收购标准又提高了,用“往年喂法”喂成的猪,一个也交售不了,只好吆回来,把所有省下的高粱一颗不剩全给猪补贴了,才勉强送到了石圪节。
从此以后,人们谈猪色变,再也不敢和这个老祖宗打交道了。一年下来,生猪交售任务已经成了全地区的危机。黄原地区也没有办法,只好制定了个“土政策”,一户给划分不超过四分的猪饲料地,企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荒地,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沟坡圪崂,零零碎碎,也没办法准确丈量,大约摸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他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慌了,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
但大家都知道,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的人,知道这事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哩!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
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圪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夫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