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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七章（第2页）

可见，李之藻同样是位有远见卓识视野开阔的科学家，对于翻译的社会功能，他早有深悟。

特别是1629年由徐光启领头编译西洋历法著作，修订明朝《大统历》，李之藻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为这本历法的编撰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包括1613年他曾上《清泽西洋历法等书疏》指出庞迪峨、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传教士“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

在京仕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吾中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非曲直，此岂可以疏密较者哉～??”

因此，他强烈呼吁崇祯帝修改历法:“当此历法差谬，正宜备译广参，以求至当。即使远在海外，尚当旁求博访;矢引其献琛求宾，近集肈毅之下，而可坐失机会，使日后抱遗书之叹哉～”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除天文历学之书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测量、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地理、医理、几何原本等等科学书籍都值得翻译，他曾说:“上述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

特别是李之藻还认为翻译能开视界，明万物，像是他晚年与傅汎际合译的《名理探》是我国第一部西方逻辑学译著。

其说理之深奥，辞文之妙，“往往会读者忘其为译”。

徐宗泽评说“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

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严肃态度以及翻译醒神明智的深刻见解。

还有1607年李氏在“万历疆国叶洽之岁”为利玛窦重刻《天主实义》写的序中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成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历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

由此可见，语言是交流的媒介，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是人类交流的共同基础。

李氏对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阐释早已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视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后贺麟的言词与此多么相似。

而杨廷筠的话，字仲坚，号淇园，同样是明末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对科技翻译兴国特别是翻译利玛窦等传教士所携新节有强烈愿望。

而且他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学知识，还弃佛依耶，曾与利氏等传教士有深交。

所以1623年华夏曾为艾儒路撰述《西学凡》作序（欧洲大学所学六科，即文、理、医、法、教、道的教学大纲），有感于西方科学注重实证，分科细致，认为有必要培养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渐次翻译西书。

此外还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号了一道人，支叟，陕西泾阳县人，从小喜读后书，潜心机械制造。

他曾与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庞迪峨、汤若迪、龙华民等人交流，交流学术，与徐、李、杨等同为接受西学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学习拉丁文，曾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音韵，帮且金尼阁修订文字音韵学专著《西儒耳目资》为我国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机械制造业方面除了编译《奇器图说》还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崇一堂日记随笔》等;撰写《西儒缥湘要图》诸书。

他的《奇器图说》是一部关于物理学、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方法。

对当时的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的翻译做出重要贡献。

同样的，王徵坚持语言能力的世界性，翻译是沟通文化的桥梁，因此1626年看王氏为《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写到:??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华梵儒儒，如鼻语角听之不同类，将家必为俯，??自天下目示之，犹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微文字不相通也～”

并且他还强调学习外语之必要性，然则人自不欲晓耳，宁患不易晓哉。

王氏翻译“关切民生日月”，“国家工作之所急需”，1627他在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说:“先生（按:邓玉涵）为宗指陈、余习之数日，颇亦晓其梗概。于是取诸诸器。图说全帙，分类而口授焉。余则信笔疾书，不次不文，总期简明易晓，以便人人览阅。然图中之说，巧器颇多，第或不甚关心民生日用，??又或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除此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还在该序中挑战儒家传统对科学的偏见。

“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居“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与此同时，他还将西方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称为:“资耳目”、“资手足”、“资心”之心，认为各科之书都需认真翻译，不可偏度，这对于后面清代的翻译之选材是有比较重大的借鉴意义的。

并且魏象乾的翻译理论专著《潘清说》虽然不像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的专著如通此之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就翻译理论而言，陈福康称之为“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