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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七章(第2页)

可见,李之藻同样是位有远见卓识视野开阔的科学家,对于翻译的社会功能,他早有深悟。

特别是1629年由徐光启领头编译西洋历法著作,修订明朝《大统历》,李之藻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为这本历法的编撰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包括1613年他曾上《清泽西洋历法等书疏》指出庞迪峨、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传教士“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

在京仕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吾中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非曲直,此岂可以疏密较者哉~??”

因此,他强烈呼吁崇祯帝修改历法:“当此历法差谬,正宜备译广参,以求至当。即使远在海外,尚当旁求博访;矢引其献琛求宾,近集肈毅之下,而可坐失机会,使日后抱遗书之叹哉~”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除天文历学之书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测量、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地理、医理、几何原本等等科学书籍都值得翻译,他曾说:“上述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

特别是李之藻还认为翻译能开视界,明万物,像是他晚年与傅汎际合译的《名理探》是我国第一部西方逻辑学译著。

其说理之深奥,辞文之妙,“往往会读者忘其为译”。

徐宗泽评说“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

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严肃态度以及翻译醒神明智的深刻见解。

还有1607年李氏在“万历疆国叶洽之岁”为利玛窦重刻《天主实义》写的序中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成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历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

由此可见,语言是交流的媒介,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是人类交流的共同基础。

李氏对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阐释早已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视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后贺麟的言词与此多么相似。

而杨廷筠的话,字仲坚,号淇园,同样是明末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对科技翻译兴国特别是翻译利玛窦等传教士所携新节有强烈愿望。

而且他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学知识,还弃佛依耶,曾与利氏等传教士有深交。

所以1623年华夏曾为艾儒路撰述《西学凡》作序(欧洲大学所学六科,即文、理、医、法、教、道的教学大纲),有感于西方科学注重实证,分科细致,认为有必要培养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渐次翻译西书。

此外还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号了一道人,支叟,陕西泾阳县人,从小喜读后书,潜心机械制造。

他曾与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庞迪峨、汤若迪、龙华民等人交流,交流学术,与徐、李、杨等同为接受西学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学习拉丁文,曾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音韵,帮且金尼阁修订文字音韵学专著《西儒耳目资》为我国语言学发展做出贡献,机械制造业方面除了编译《奇器图说》还编译了《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崇一堂日记随笔》等;撰写《西儒缥湘要图》诸书。

他的《奇器图说》是一部关于物理学、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方法。

对当时的物理学和机械制造学的翻译做出重要贡献。

同样的,王徵坚持语言能力的世界性,翻译是沟通文化的桥梁,因此1626年看王氏为《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写到:??夫天下,一家也。一家之中,华梵儒儒,如鼻语角听之不同类,将家必为俯,??自天下目示之,犹然家之人耳。家之人而微文字不相通也~”

并且他还强调学习外语之必要性,然则人自不欲晓耳,宁患不易晓哉。

王氏翻译“关切民生日月”,“国家工作之所急需”,1627他在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说:“先生(按:邓玉涵)为宗指陈、余习之数日,颇亦晓其梗概。于是取诸诸器。图说全帙,分类而口授焉。余则信笔疾书,不次不文,总期简明易晓,以便人人览阅。然图中之说,巧器颇多,第或不甚关心民生日用,??又或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除此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他还在该序中挑战儒家传统对科学的偏见。

“学问不问精粗,总期有济于世;人亦不问中西,总期不违于天。兹所录者,虽居“技艺末务”,而实有益于民生日用,国家兴作甚急也~?”

与此同时,他还将西方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称为:“资耳目”、“资手足”、“资心”之心,认为各科之书都需认真翻译,不可偏度,这对于后面清代的翻译之选材是有比较重大的借鉴意义的。

并且魏象乾的翻译理论专著《潘清说》虽然不像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的专著如通此之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就翻译理论而言,陈福康称之为“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的翻译研究单篇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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