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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五十九章 改变（第2页）

由此论可见，在华外国传教机构的译书要盖各种学科，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

第四、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翻译文学社会思想作品及文学作品的翻译，西学输入的第三次高潮）。

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于日本并签订《马关条约》。

从此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当机完全对清政府失去信心，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高举“救亡国存”的大旗，登上政治舞台。

他们呼吁变法，新政，要求清政府接受君主立宪方案，由此蕴酿了一场震动清廷的“戊戌变法运动”

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洋务运动之后，具有维新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与洋务派官僚思想逐渐对立，并最终分离出来，成为康、梁的思想先锋。

这批知识分子大都到海外游历，精通外语，了解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富国强兵的秘决。

他们联合起来，上书清庭进行变法，走一次“明治维新”的道路。

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康有为、梁启超等非常重视翻译，不但要译西方的，还要大量翻译日本书。

这一时期的翻译史特别显示了翻译的政治作用，并且对中国思想、文艺界的更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儒学逐渐弱，西方新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卢梭的民权沦的译介给中国思想界带来变化。

体裁和形式来看，本期翻译呈以下几具特点:翻译的内容从科学转变，从追求科技进步到思想革命;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翻译的兴趣，显示了文艺作品的怡情益智的社会功能;翻译内容包括经济、法律、哲学、进化论、政治、逻辑学、文学等等，而且着重于新民德开民智移民风;翻译语体由古文文体向白话文体转变;翻译过程主要由国人完成，而且从事翻译的多位文人儒士，翻译没在从政背景形式包括合译，独立翻译，节选、编译等多种形式并存，而且译者多借翻译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对时局发表评论，对译文形式操纵比较明显。

苏曼殊的译文，林纾的译文序言、严复译文使用古文文体，加按语等等，翻译的宗旨为救国。

比如严复在《原强》中阐明:“是以今昌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办;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翻译引发的社会变革已由一场政治革命演变成一次文学革命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

龚书锋主编的《近代文化概论》中指出:“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

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了，康有为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习儒学，鄙视程朱理学，爱好陆（象山）王（阳明）之学。

1879年游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1882年到上海研读各种西学译著，深受启发，并萌生变法救国的爱国热情。

1888年10月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推广西学，实行新政，但受到保守派阻绕没有成功，但从此康氏成为维新思想人士的领袖。

随后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力量。

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给了康有为革命的热情。

当时他利用参加会试的机会，让学生梁启超号召全国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帝，要求拒绝签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台。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

在这封奏呈中，康氏系统闻名了他的变化纲领，并建议国家成立“使才馆”，培养通晓各国文字、风俗约章的外交人才，使其到外国游历，或作为公使或领事随员，以改变“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的局面。

同年8月，他又与文延式，陈炽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翻译国外的科技书籍。

同时还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报刊，翻译国外情报和资料。

1895年11月康氏又在上海发起“上海强学会”，提倡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务院。

在康氏看来，译印图书为学习西法第一要务，而且他还主张译书要先后缓急，先译与思想有关的政治法律及各种学术之书，其次才是洋务派强调的兵工技艺、声、光、电、化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