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沈璟的创作成就远不如汤显祖,他的地位,主要是因创立其曲谱体制和吴江派戏曲理论而奠定的。
但不管怎么说,沈璟也是明代著名曲学大家,他辞官归隐后潜心致力于昆腔格律体系的建立、
像是他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审定宫调曲牌,规范曲牌句法格式,确定声腔音律,分辨正字、衬字,标出板眼,较全面地构建了以昆腔为主体的新传奇的格律体系,成为曲家填谱的法则。
沈璟戏曲格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对“场上之曲”的强调。他提出“合律依腔”和“语言本色”的主张,以使“案头之曲”成为“场上之曲”。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在格律与文辞的关系上有些认识不足,为强调音律,往往不惜因律害意,未免偏激、过分。
而与之相关的“沈汤之争”,也就成了明代戏剧史上的重要话题。
所谓“沈汤之争”,说的是沈璟和汤显祖对戏曲创作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其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曲“律”与曲“意”的关系。
沈“强调音律”,甚至不惜“因律害意”“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
地方汤“推崇意趣”,甚至不惜“因意害律”:“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据王骥德《曲律》、汤显祖《答凌初成》载:沈璟、吕玉绳曾把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为《同梦记》,引起汤显祖的极大不满。
汤很气愤地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相同了。”
于是“沈汤之争”由此而生。
王骥德认为,“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可见两位大家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
而我们现在以为,沈汤两人的主张,虽各有某些合理成分,显然更有偏颇、过分的地方。
还是王骥德《曲论》说得公允:“松凌(沈璟)据词法而让词致,临川(汤显祖)妙词情而越词检”。
明吕天成《曲品》进一步说:“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彟,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
显然是在研究、斟酌了两人的长短得失之后,终于认识到曲意和曲律都不可偏废的道理,只有两者兼顾,才能两全其美。
到了明后期,围绕着沈璟和汤显祖,形成了两大戏剧流派:一是吴江派,一是临川派。
吴江派的话,因核心人物沈璟是江苏吴江人而得名。
属于这派的成员有余姚人吕天成、叶宪祖,苏州人冯梦龙、袁于令,上海人范文若,嘉兴人卜世臣,吴江人沈自晋等昆曲作家。
这些人大都是沈璟的子侄、门生或朋友,作品多宣扬传统的伦理道德,讲究格律严整,语言本色,他们的许多剧目常被后世搬演。
此外,吕天成的《曲品》,是继《南词叙录》之后的第二部评明传奇的专著;沈自晋(沈璟之侄)的《南词新谱》在其叔叔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基础上增补而成。
另外,徐渭的学生王骥德虽不属这派成员,但与沈璟、吕天成等曲学家都交情不浅,其曲学理论著作《曲律》是中国戏曲创作规律的比较系统的总结。
而临川派的话,是以临川剧作家汤显祖为代表的一个戏曲流派,因汤显祖居住玉茗堂,所以又叫“玉茗堂派”。
临川派戏剧创作主才情,不拘音律,常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情节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优美文采,属于这派的成员有吴炳、阮大铖、孟称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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