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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章 揭示（第1页）

至于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的话，就像前面说的，因为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随着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统制的毒害也愈来愈深。

因此文土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

而吴敬梓是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的热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

于是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

并且需要说明，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只不过为了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是明代而已。

此外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以及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段话就足以说明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这部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下、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

并且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

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象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兔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

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邹弢《三借庐笔谈》载，作者作此书时，常设茶烟于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

这传说虽未必完全可信，但可见它的题材来源的广泛。

而且《聊斋志异》的创作态度，也是严肃的。

因为《聊斋自志》中说：“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这正说明《聊斋志异》是作者有所寄托的，而不是“妄言妄听，记而存之”（袁枚《新齐谐序》）的作品。

他之所以采用鬼狐故事，是因为它便于避免清初严酷的文网和自由地表现生活理想。

因此，其中不少篇章虽取材于民间传说，却表现了作者的理想和爱憎，有明确的主题和鲜明的倾向。

《聊斋志异》现存的版本主要有：手稿本，仅存上半部，乾隆十六年（1752）铸雪斋抄本；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即一般通行本的底本。

此外一九六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采录最为完备，共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

这将近五百篇作品，体裁并不一致，像是一部分篇幅短小，记述简要，还是笔记小说的体制。

另有一小部分描写是作者亲身见闻的作品，则具有素描，特写的性质。大部分作品则是具

有完整的故事、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的短篇小说，是我国文言小说中的

珍品，也是《聊斋志异》思想艺术成就最高的部分。

第二节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聊斋志异》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态度。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

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