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上朝,雍正皇帝问大臣们说:“广东河泊所有官缺吗?”。
大臣们满腹狐疑,因为广东河泊所是个征收渔税的机构,虽是个肥缺,但主官只是个九品职位,皇帝怎么会突然关注这个小衙门呢?
正当他们揣摩皇帝提问的意图时,吏部尚书回奏说那里有空缺。
雍正皇帝又说:“内阁蓝供事勤于公事,忠于职守,可以补授这个缺。”
得到意外任命的蓝供事正在万分错愕间,前来宣读任命的太监又向他传了一道皇帝的口谕。
“想吃鱼应该自己下河去捞,不得占渔民的便宜!”
这下蓝供事才恍然大悟,知晓原来昨天晚上与自己对饮的官员竟是当朝皇帝。
于是蓝供事一边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出格悖论,做出什么不好的举动来,又一边感恩于皇帝的恩德,百感交集之下,口莫能言,只是涕泪横流磕头谢恩。
通过这个小故事可以得知,雍正帝虽然以吏治严酷、铁腕反贪著称,可是他对官吏们的假公济私行为居然也如此容忍,着实出人意料。
可见即使冷酷刚硬如雍正帝,也深知当时官场的贪腐已呈常态,根本无法杜绝,为了朝政正常运转,便只能适度放任,任其自然了。
如果说,蓝供事只是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工作之余顺手谋点私利,那么晚清时的小吏就十分嚣张了,他们甚至敢利用自己掌握的环节勒索官员,甚至连封疆大吏也要让他们三分,比如李鸿章。
李鸿章作为晚清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就遭到过小吏的勒索,可他非但没有发作,反而还乖乖地认了,一句脾气不敢有。
据《李鸿章全集》记载,李鸿章担任淮军统帅时,每年的军费报销数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巨。
可是他去办理报销时,户部的承办书吏竟向他索要“部费”,理由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速办速结,否则,“仅就本有之人,三数年不得了事。”
李鸿章统军作战,军情火急,如果军费不到位,军饷不能发放,军械无法采购,如何能打仗,片刻都不能耽误的事又怎能等上几年?
误了军机,吃了败仗,他这位统帅可是要被朝廷处以军法的。
情急之下,李鸿章也只能放下身段与书吏们协商。
原本书吏要索取回扣一厘三毫,即报销一百两得一两三钱,以3000万两的报销额度计算,回扣是约40万两,合人民币4000万元,这真的是太恐怖了,想想就害怕。
于是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李鸿章最后只得认栽,虽然没有给40万两,但也给了足足8万两,同样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
一个小小的书吏,竟然敢在事关存亡的军国大事上勒索封疆大吏,如今想来当真是匪夷所思,可当时却真就发生了,你能说什么,可见那时官场腐败到何种程度。
在那种氛围下,真可谓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只要是个官想不发财都难,最终苦了百姓。
像海瑞那样弄得如此清贫,想来是拒绝了所有俸禄以外的灰色收入,而他又有一大家子要养;为了办公,他还要雇佣师爷和书手,这些钱都要从他自己的俸禄中出,如此一来,日子自然清苦,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中,除了他海刚峰,还有谁能如此自律呢?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场的贪腐从未被真正杜绝。
不管是朱元璋的堵,还是雍正疏通,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眼里,认为朱元璋的堵,不如雍正的疏。
但实际上,两者的效果几乎可以说是差不多,例如雍正之后,大清的贪腐依然存在,甚至更严重,还流传出“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所以,严刑峻法未能吓阻官员们铤而走险,高薪养廉只是反衬了人性的欲壑难填。
要彻底改善官场风气,不能依靠人治和自律,必须健全和完善监管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官员的行为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也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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