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清时期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
但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改变。
在传统的轻商思想下,商业是得不到大力提倡,更不能过分发展以致冲击本业的。
这种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已根深蒂固了,而这种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及政策主张与当时同时代其他西方国家的思想潮流是南辕北辙的。
地理大发现以后风靡西欧的主流经济思想的重商主义,各主要航海国家无不强调商品流通和贵金属的输入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
无不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积极支持海外商业的发展。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贸易,荷兰人的“海上马车夫”时代以及英国人“日不落帝国”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家政策推动下实现的。
中国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在这样一个时代却仍在高唱“强本抑末”的老调。
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了。
此外就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的确,传统的“华夷”观念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实行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
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
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认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
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扪闭了封建统治者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这种思想的长期演化也就造成了后来“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形成,并出现了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方式和准则。
在这种传统的“华夷”观念中,“礼仪教化之邦”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
中华皇帝作为“天子”恭承天命统治天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华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外,则为“蛮夷”之地,其文明开化程度不能与天朝相提并论。
但是中华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蛮夷”愿与中国来往的,天朝从来都愿意接纳并与之建立起宗藩臣属关系。
中华皇帝向他们册封使其获得对他们那块土地的合法统治权,他们则要向中华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古代中国皇帝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以自己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
“华夷”观念区分中华与外夷,着重点是在维护中国自己内部的统治秩序。
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作为礼仪教化之邦的内部统治秩序,即基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贵贱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
因此,在中外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响,是绝对必要,万万不可含糊的。
“严华夷之防”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一以贯之遵循的准则。
它的目的是要维护天朝的“法度”和“规矩”。
它也充分显露出对外政策的内向和保守主义性质。
还有就是通过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稳定专制统治。
因为任何政权制定政策,维护自己统治的安全总是第一位的目标,海禁是朱元璋防御倭寇进犯的措施之一。
明太祖初年原不禁海,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
直接的原因是倭寇侵扰不止,对日交涉又没有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亡命海上的方国珍、张士诚余部仍然盘踞岛屿,勾结倭寇,不时劫掠滨海海州县,对刚建立的明政权构成了威胁。
禁止国民出海,切断张士诚、方国珍旧部与沿海居民的联系,断绝其接济。
其在海上将难以生存,也必将不功自破。
海禁还使那些想出海勾结倭寇的不法之徒难以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