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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六章 宋时四百四十行（第3页）

而美国人干脆赞誉北宋是”人类第二个千年的领头!”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

——斯塔夫里阿洛斯（美）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与历代统治者“重农抑商”（所谓“重农”往往“伤农”）的政策不同，宋朝非常重视商业的发展，讲求“理财求富”之道，以一系列积极的经济政策推动宋朝走向商业繁荣的鼎盛时代。

如果说近代大国的崛起“重商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么重商主义同样是两宋所以兴旺的重要原因。

而且宋代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人口大量增长。

要知道宋代开国时，由于多年战乱，全国人口不过1000多万。

随着“承平日久，户口岁增”，人口增长速度惊人，史料上的不完全统计显示，太宗时，达到686万户；真宗景德3年（1006）741万户；仁宗景佑元年（1034），猛增至1029万户。

到北宋中后期，中国人口在历史上首次达到1亿，为唐朝极盛时期的2倍!

自然，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发展增加了商品交换的需要，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则成为商品经济繁荣的“催化剂”。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上将土地兼并视为“国之大害”，千方百计加以抑制，希图让耕者有其田，不至于因活不下去而造反。

而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一方面使中国陷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无法阻止土地因天灾人祸而集中的趋势。

于是历史进入了一个可怕的循环：失地农民挺而走险揭竿而起，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王朝崩溃——新王朝建立，重新分配土地，造就上百万自耕农一—土地非法集中，国家失去税源，农民活不下去一一再次揭竿而起……在这周期性的大动乱中，中华文明一次次被毁灭、再重建。

而宋朝的做法却使其成功跳出这一历史的循环：—方面”不抑兼并”，使得土地经合法渠道向”大户”手里集中，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催生大量剩余劳动力。

一方面鼓励工商业发展，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的繁荣。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数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圈地运动”，与“圈地运动”“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相比，宋朝的土地兼并要温和的多，规模也要大的多。

史载，宋理宗时，土地兼并“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

据估算，当时不足1％的人占有70％的土地，每年流入市场的土地约占耕地面积的20％。这样的规模，已不能简单的以聚敛和剥削来看待了。

当然，需要说明，宋朝对土地兼并并非放任自流，而是通过控制“官田”加以调控（南宋时官田约有2000万亩），通过颁布皇佑法等对地主的剥削加以限制，给“佃客”以国民待遇（佃客成为国家“编户”，获得平民身份）。

1022年户口统计表明，“客户”已占全国人口的1／3。

数量庞大的自由民的流动，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的兴旺。

正如斯塔夫里阿洛斯所说：”宋朝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

像是北宋的都城东京（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宋史》载，“东京居民有20万户。”按每户8人计算（前文“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一说可证，当时没有计划生育，人均寿命较高，中等户一般都有子女10人左右，大户“可达30—40人），大约有人口150万左右。

再加上数十万禁军（水浒中称“80万禁军”），几万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及其家眷、佣仆，流动商贩、游民和外国侨民，东京人口应当不下200万!

这一数字不但超越了唐代的长安、洛阳，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

而11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巴黎、威尼斯等人口均不超过万人，到13世纪（南宋后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仅有10万人口（今天听到人们称苏州为“东方的威尼斯”我就觉得别扭，宋朝的苏州不知比威尼斯富庶繁华多少倍）。

不只是东京，宋代10万户以上的城市还由唐代的十多个增加到40多个，汴京和临安继长安、洛阳、南京之后，世界上第4、第5个人口超越百万的大城市。

北宋时，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人口均在百万以上。

东京城内，商业活动活跃异常。

唐朝时，长安城内居民有“坊市之别”，居民住在规划齐整的坊内，商业活动仅限下午在东西两市进行。

而宋朝不再有“坊市之别”。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洪流冲击之下，宋初”夜市之禁”形同虚设。

965年，宋太祖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夜市不禁”，商业活动不再有时间的限制。

仁宗时，商业发展到坊市无法满足需要的地步，朝廷下旨，允许居民临街开设邸店（相当于今天的破墙开店）。

于是从此以后，东京城里再也不闻街鼓之声，再也无人遏制正常的夜间商业活动了。

宋朝自京都到州县镇，同业的商户，都组成商行，入行的称行户。

东京市上至少有106多行，6400多行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