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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八章 极端专治（第2页）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领袖，在三袁中成就最高。

他在《叙小修诗》中称其弟所作“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要求创作真实表现自己的个性才情，反对条条框框束缚。

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好诗好文，都是“任性而发”。

受李贽“童心说”影响，他把“性灵”和“理”、“闻见知识”相对立。

也就是以为“性灵”外现为“趣”或“韵”，而“趣得之于自然者深，得之于学问者浅”，所以童子是最有生趣的。

品格卑下的“愚不肖”，只知求酒肉声伎之满足，“率心而行，无所忌惮”，也是一种“趣”；恰恰是讲学问、做大官的人，“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

同样，稚子“叫跳反掷”，醉人“嬉笑怒骂”，因为“理无所托”，所以“自然之韵出”（《寿存斋张公七十序》）。

总之，保持人性的纯真、活泼是首要的，真实的卑下也比虚伪的高尚好。

其次，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的流露与表现，推崇“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

语言上继承元白传统，平易近人，不用典故，多用俗语，“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

总之，反礼教、反理学、反拟古，强调天真自然趣味，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对清代郑燮、袁枚诗也有很大影响。

不过，公安派“性灵说”注重现实不够，有明显的唯心倾向。

他们甚至认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进一步把性灵神秘化，说它如“山中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这就割断了性灵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导致他们消极避世，纵情山水，连李贽的斗争精神也没继承下来。

因此在创作上，诗歌成就不高，只有一些游记、随笔等小品，以抒情叙事为主，笔调轻快洒脱，清新自然，给人以活泼爽朗之感。

如袁宏道《满井游记》《虎丘记》等。

至于竟陵派是继公安派之后，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的一个文学流派。

他们在反复古、重性灵上与公安派一致，但他们不满公安派鄙俚、轻率、浅露的流弊，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就是通过乞灵于古人，达到一种“灵”而“厚”的创作境界。

因此表现出“幽深孤峭”的风格，显示了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可以说晚明小品文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如代表人物除公安派、竟陵派而外，还有张岱、王思任等人。

晚明小品文内容题材上的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貌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调。

此外还有复社和几社，所谓复社的话，是明末一个具有政治斗争色彩的文化组织，其领袖是张溥、张采。

复社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政治上继承东林党传统，继续反对宦官擅权，并投入抗清斗争；文学上反对公安派、竟陵派末流空谈性灵、不问时事倾向，重新标举“复古”旗帜，但又与前后七子侧重形式上复古不同，而是使诗文为现实斗争服务。

复社文人作品，多表现时事，富于激情。张溥的《五人墓碑记》记叙苏州市民同阉党的斗争，颂扬为正义而献身的“五义士”。

简而言之就是爱憎分明，文字简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几社的话，是明末以陈子龙、夏允彝为首的一个文社组织，政治态度、文学主张都与复社相同。

那时杰出的人物有夏完淳，真的算是杰出的少年民族英雄和早熟作家，14岁参加抗清，牺牲时年仅17岁，其诗歌《细林夜哭》哀悼老师陈子龙，散文《狱中上母书》都悲壮感人，堪称千古不朽的杰作。

因此我们现在才说作为一种源自于民间的文学样式，散曲在元代十分兴盛，而在明代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从题材开掘到艺术风格，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比起曲调清新自然、语言浅俗活泼的元代散曲，明代散曲有脱离民间本色而文人化的趋向，特别是明中叶以后，词藻化、音律化的现象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