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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帝王不读书（第2页）

元九十八年的统治时期，科举是基本废掉了的。没法不废。若延续，考什么呢？还考四书五经？岂不等于替汉人招文化之魂吗？科举一废，“往圣”之学的继承，便从公开转入了“地下”，由塾授馆授转入了秘密的家传族授——而这是危险的，一旦有人告发，很可能被视为“怀复宋之心”，因而大祸临头。

在元九十八年的统治下，汉民族的传统文脉差不多是断了运象的。而元留存史上的文化成果，基本便是散曲、杂剧；关、马、白、郑而已。

散曲初现于唐。唐是多民族相融的朝代，散曲于是有别民族的语言风格。与唐诗乃文人雅士的事不同，散曲更属于底层人的最爱，声靡于瓦舍勾栏之间。至宋，词风甚盛，散曲之声寂焉。

元使汉民族文人士子的地位沦落，亦不再敢以诗词抒情明志，遂将被压制的文才转向了散曲。因这专业群体的参与，散曲也多了几分瑰丽旖旎。

但细论起来，散曲的严格定义，应是——元统治时期由汉民族发扬其魅力的文学现象。关、马、白、郑四大家，皆汉人也。

先是，蒙古军团灭金后，他们都是不得已地成了长江以北的元朝人，否则死路一条。为了生存，亦不得不折腰服务于元。蒙古军团攻南宋时，关汉卿曾以医职服务之。而南宋即灭，七旬老翁关汉卿逝于江浙一带，比关汉卿年轻许多的马致远还在浙江一带做过元朝的小官。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大家都得活。

关也罢，马也罢，他们的剧作，其实无敢以元为背景的，反倒都以宋为背景。若以元为背景，则肯定悲也是罪，讽也是罪，怎么着都肯定是罪。而以宋为背景，好写多了。一概宋背景下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元统治者都当其是在反映“万恶的宋朝”。

白朴和郑光祖，也只能循此路数。

元统治者的眼，对他们这些汉裔文人，盯得很紧，身家性命不能轻，又哪里敢以剧作造次呢？

至于他们在散曲、杂剧方面的成就，后世好评多多，已获公认，不赘评。

单以马致远一首《双调》为例，其胸中纠缠郁闷，足见一斑：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

屈原坚持节操而死，由他死他的吧。谁醉谁醒，争个什么劲啊！

元的亡，亡于作为统治集团，自身文化积淀浅，又不善于取长补短，充分利用“汉家”文化之“先进”因素，整合人心，是以亡得较快。

明朝的朱元璋在此点上却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这位因人生潦倒而当过和尚，也当过起义军首领的皇帝，对孔孟之道还是略知一二的。初登基时，他向朝野一再表示，自己一定会行仁政，做个好皇帝。因为他有此种表态，当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扬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某个冒失鬼，哪壶不开提哪壶，顺嘴溜出了孟子那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账话”——对一切帝王，那话肯定是“混账透顶”且振聋发聩的。朱皇帝当时就火了，要传旨将孟子捉到砍了。这事正史上未提过，野史中传得很广，可信度不高。向来孔孟并提，凡是个汉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尽管在元朝被“冰冻”了98年，那也由地下的家学播在了一代代汉子孙心里呀。

虽不可信，但自明始，孔孟之道变成了孔子一人之道，这却是真的。结果“亚圣”被剥夺了“圣”名，连其塑在文庙中的像，也遭捣毁，当垃圾清出了文庙之门。

政治本不是谁都“玩”得的国之顶层大事，偏偏孟子尤爱议政。这一点上他就是不如孔子明白。人家孔子除了“克己复礼”，关于政治很少发议论。最有冒犯意味的话，不过就是“苛政猛于虎”。帝王皇上可当诤言来听，没有颠覆性。

朱皇帝之登基接近“顺承天意”，推翻元朝符合最广大汉人的心思——元的晚期，人口已近九千万，而土地越来越集中在达官显贵及地主阶级名下，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民几乎都变成了佃户。而且，元代加强了对最底层人的户籍管理，被划入另册将世代为奴作婢的人口尤多。他们除了造反，再无别种改变命运的可能。天灾战祸，亦使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游民人口大增。元晚期的腐败加速了它的灭亡，可谓支撑乏术。

朱皇帝在文化上独树孔子之后，不久恢复了科举。这给元时“十儒九丐”的潦倒文人士子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的人生又有了希望，又有了奔头，都以亢奋之心跻身于科举“管道”，于是传授入仕经学的书院书馆及塾学堂，如雨后春笋。

实际上，元时以私人学名开馆授业的现象更司空见惯，最多时达四万几千处，而明中期才一万几千处。这是因为，元朝廷与军队逃离中土之际，不但带走了蒙古人，也卷挟走了不少汉人——至明中期，在籍人口方达到六千余万。而明的院、馆、塾，与元有本质不同。后者所教授，在废了科举的情况下，只能以艺技为主业，即谋生手段，如现在的“文艺培训班”；而前者，则又重新祭起了“修齐治平”的经世之道的旌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