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谈谈清朝了。
清朝是离我们今人最近的古代;也是异族统治汉人的朝代;是先秦两汉以来,统治时期最长的一个朝代——后两点,信息量大焉。
在元之统治时期,汉人被外族所统治的屈辱心理几乎不曾减除。越到后期,越加隐强。故明之灭元,对普遍的汉人实乃大快人心事。
而清之统治,居然比明还长。并且,到清中期,反清复明的举动虽仍有发生,却势微近绝矣。至清晚期,统治者的昏聩无能,官场的腐败疲软,朝廷的横征暴敛,民间的生存疾苦已是不争事实,但——不论汉人官员或城乡汉人富绅或社会最底层的汉人,似乎都早已习惯了自己是大清臣民这样一种归属感。前两类汉人,其归属感还伴有荣耀。即使后一类汉人,辛亥时期被割辫子时,也宛如将被去势般哀伤。而不论在自愿的情况下还是被迫的情况下成了海外华工,对辫子一如既往地在惜难舍。
可以这样认为——辫子不仅仅是国籍的象征,还是甘愿归属于“大清国”的证明。若满人时刻不忘自己同时是“清人”,自有顺理成章的解释;但汉人同时自认是“清人”的意识,何以也会根深蒂固向来如此似的呢?
或曰:被统治久了,当然如此。
但,又何以偏偏清朝这一外族,对占一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统治反而最为长久呢?
或曰:统治手段阴险毒辣,必然结果。但若细观以往历史,不难发现——元明统治,严酷程度超于唐宋;元明之间,其实难分一二。连朱元璋自己也承认,在用重典极刑一招上,与前朝相比,每有过之。
明之所以统治了二百七十七年,很主要的原因是沾了人口红利的光。明初的六千余万人口,至后期已逾两亿了。如此之多的人口,对经济基础起到不言而喻的支撑。而经济基础“造血”功能的殚精竭虑,使上层建筑的大厦得以较长期摇而不倒。如大船,哪漏补哪,延缓倾覆。
清不但使明原有的版图又扩大了,也使人口又增加了许多。而且,长城内外,皆为“大清”一统天下矣,烽火久熄,战事基本停止,仅西部时有军事冲突。于是,剧增的人口,更加得以从容繁衍。至嘉庆年,人口过四亿矣。
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在当时的全世界已绝无仅有。内外相对安定的统治时期,自然也促进了农工商的全面发展。可以这样说,“大清”依赖人口红利而统治长久的甜头,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别国的统治者不曾尝到的。
排除人口红利这一决定性因素,清统治者善用文化整合人心的统治之术,也确乎可圈可点。
客观原因是——清灭明后,面对南北统一的偌大国家,仅凭满人官员控制局面,委实力不从心。以汉治汉,确为上策。自汉朝董仲舒提倡废禁百家独尊孔学后,孔子大受敬仰的地位,其实自清始稳。唐宋元明四个朝代,或无暇顾及,或并不真的重视,总之皆不及也。清也没有掺和汉知识分子间历来的学术纷争,门派歧见,取一视同仁,统统为我所用的明智态度。“四书”仍恢复为“四书”,《孟子》又被解冻了。
结果是——明朝官员及文人士子,不但心稍安矣,且意渐顺矣。
康煕的方法,其诚几分?其术几分?纠缠此点,钻牛角也。
只能以结果论其方法的得失。
那么,他基本达到目的了。
继而,众所周知,在他的统治时期,开始了编纂《古今图书集成》与《全唐诗》两项浩大的文化工程。
此事也有极耐人寻思之点。首先,传达出这样的善意——那可本该是由你们汉人来通力完成的大事功,现在朕来了,咱们满汉一家了,你们珍惜的朕也自当珍惜,“好东西”都是“咱家”的了嘛,岂可不加珍惜?其次,要完成那大事功,我们满人外行,你们汉人才内行,当然应由内行来完成;朕做你们的“推手”就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权给权——这种绝对放手,绝对倚重的态度,不但为他自己树立了开明有胸怀的形象,而且为“大清”后来的统治也传下了一以贯之的方针性“遗产”——只要继续做着此事,满汉在文化上已成一家,便几成无可争议的定论矣。文化上已成一家了,那么“大清”再也难分究竟属汉还是属满了。
相关联的情况是,斯后,一批满腹经纶的汉人文史学者,每以进士学位,加入了浩瀚的文化工程,钻进文山,潜入史海,皓首穷经,无怨无悔,且引为无尚之荣幸。因为,给待遇,给尊重。无缘跻身此列者,有抱憾终生之感。
如果做一份表格,以对比之法呈现直观效果的话,定会使我们今人诧然愕然——表格将显示,正是在同一历史时期,西方诸国不但在科技研发方面硕果累累,在文化特别是在社会学进步方面,也可形容为思想的火花四射。宛如吾国春秋时代的“百家争鸣”;思想先进的步伐却远远超越,不可相提并论也。
而反观吾国,表格之上,除了《四库全书》《全唐诗》及几位清代书画名家还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外,留白令人汗颜。
文人士子的文化思想能动性,经元之镇压,明之打击,清之诱导,差不多等于被完全阉割了,奴化得软塌塌的了。
若据此断定清比以往朝代都特别来劲的尊孔倡儒,根本上是一大统治阴谋,却又未免过于阴谋论了。
窃以为,与历朝汉家“天子”相比,清皇帝的大多数,对儒家学说尤其是孔子思想的尊崇,或许确实真诚度多一些。这乃因为,孔子者,汉人也。经历朝历代之灌输,从士人到民间,未免有“噎食”反应矣。而对于满人皇室,却如同一片新的文化天地。最深以为然者,恰是汉人已倒胃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诲。
先是,努尔哈赤在北方建立政权后,为政权巩固计,忍痛幽死乃弟,处死亲子。且历睹草原各族王骨肉血亲之间,因争夺领导权,父疑子,子恨父,叔侄兄弟互相戮害,频生感慨。对于汉人这边改朝换代的血溅宫闱,手刃亲人现象,亦闻之不少,却只能徒唤奈何而已。他身边的汉人近臣,遂向其陈儒家思想片段,谨供参考。实际上,清灭明前,其皇族子弟中有望继位者,已对孔子略知一二了。这并不影响他们灭明的野心,反而有助于他们灭明前的文化思想准备。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取所有用,弃所不用,活学活用。
凡皇帝者,无须孔子教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意识全都非常明确——君君之释,即我怎么当皇帝我百分百做主,毋庸任何人置喙;你们怎么为臣,也由我来定条款,都识相点;朕即为朕,父子之间,亦君臣也,故朕又是父皇,非一般百姓人家那种父;君臣之间,亦父子也。故为臣者,不论岁数多大,在朕面前,那也是子……
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如此这般来理解的。至于什么仁义礼智信,那是对百姓的教化,若也用来要求朕,简直就是“反教”了,大逆不道,罪该万死。
自康熙始,清皇室对子弟们的学业抓得是很紧的,如同当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而皇室子弟们的学业亦重,殊少玩乐时间,亦如当今高考前的学生,却没人替他们呼吁减压。直至十八岁成人后,才终于从学业压力之下解脱,于是有那天生难成才者,纵情声色犬马,不求上进也。而成为皇位继承候选人的,仍需继续深造,如当今之学子读研读博,导师是不可少的人物。
皇家子弟的学业内容多门多类,不但要学满文,还要学汉文、蒙文;满史汉史,并教并学;“四书五经”之类,亦必学课程,绝非选修课;还要学诗词歌赋,学满汉民俗朝仪、祭祀大典的步骤;骑射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弓马之技尤得过硬……
培养一位全面发展的贝勒是不容易的;造就一位能胜任天下的皇帝尤其不容易,故他们的蒙师曰国师。清的每一位皇帝的背后,都曾有汉族国师的光辉身影,造就伟大皇帝的光荣,有汉人国师的一半。这使清朝的皇帝中,半数以上口才不错文才也在超凡一流。佼佼者,引汉家之经据汉家之典,亦善侃侃而谈。面试新科状元进士们,出题每刁妙,汉人才子不敢轻视也。
在清早期,汉人子弟即使成功入仕,往往也仅能任文官,难掌军权。朝廷要职,还是基本控制在满官手中。满汉官员之间,即使职位同品,也互不通婚。足见他们对于皇室与贵族血统的纯正,是十分在乎的。同为贵族,满贵族在心理上也常觉高于汉贵族。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并不能解决好清皇室的内讧。姑且不论雍正继位之合法性的存疑,其登基后,另外几个兄弟千真万确是被他借由害死的。也许正因为这一与皇位有关的原罪,使他的儿子乾隆更频繁地驾幸孔府,有次还带着母亲在孔府小住。他对孔子的尊崇,超前胜后。在住期间所封孔府官员,最多时“局”以上者达七十余人——当然,人家孔府后人也争气,都考取了证书的。但同等学力而服不成官政的大有人在。这也是没奈何的事,谁叫“大清”已是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呢。
虽然将科举之文门向汉人子弟敞开,屡考不中者还是大多数。在文学作品里,家境好的,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如《官场现形记》的某公子,仍可过锦衣玉食起码丰衣足食拥妻揽妾的好生活;而一般庶家儿郎,落魄士子,人生便很惨。能进入豪门充当儒仆,算是命运挺不错了。不少人羞于现身市井乡里,隐向山林,过起了有文化的半野人的生活。但这也不仅是清朝独存之现象,以前朝代,基本如此。这是教育失败的现象,科举害人的另面,社会进步停滞不前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