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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民为贵抵过半部道德经（第1页）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发布了逊位诏书，声明“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诏书是“大内”一等笔杆子所作，文采俊隽，有一吟三叹之韵，含催人泪下之情，端的属于极品美文，可与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有一比。仿佛彼们自打入主汉家，朝朝暮暮与普天之下的子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但同舟共济，而且亲如鱼水一般。似乎彼们的弃权，是一百二十分对不起老百姓的内疚之事。

清朝的完结，不但是古老的封建国体之崩溃，也是封建文化之文化中心地位的动摇和丧失过程。封建国体与封建文化，如蛤蜊的双壳，是缺一不可的“配套”。比作蛤蜊而非蚌，是因为壳内绝对不会产生珍珠。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罪孽深重的朝代，起码不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罪孽更大。在中兴时期，励精图志的作为可圈可点。但是像此前任何一个朝代一样，根本无法克服专制和腐败两种遗传其身的“合并癌”。于是规律性地由迷恋专制而视进步为天敌，由腐败而腐朽终至晚衰、没落、不可救药。既迷恋专制又想不怎么腐败完全是异想天开。因为越企图持久地专权便越会使劲加码地专制，也就越会强调其特权的绝对性和全面性，于是特权渐趋无限大，而腐败也就似乎不算腐败，不足论道了，于是不可救药。

封建国体由于先天的“合并癌”，其延续是一种向亡而存的存在。即使在其中兴阶段也是如此，好比带癌之人生命的某一时期显现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的假象。

而谈到封建文化，无论如何也是绕不开孔子的，并且一向会使后人联想到与他同时期的老子，以及后来的孟子与“诸子百家”。

我偶谈孔子时，头脑中同时会出现两种“标签”——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封建时期思想家。正如一谈到孔雀和天鹅，美丽与优雅的形象和野禽的概念同时在头脑中出现。

研究孔子的学者和尊崇孔子的后人，似乎更喜欢说他是伟大的“古代”思想家。

但是没有什么历史人物能生活在非封建的古代国度。

而且人类社会的封建时期也并非便是一无是处的时期，封建时期自有其封建文明——在中国的春秋时期能产生孔子、老子及文化思想方面的“诸子百家”，本身便是封建文明的佐证。

同理，封建思想并非一概地一无是处。伟大的封建时期的思想家之所以伟大，乃在于其思想不但有益于促进当时之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对于当代的人类社会仍部分地具有文化思想遗产的价值。

不能要求孔子当年具有现代民主思想，这样要求古人既不客观也不厚道。亦不能因为孔子当年并没宣讲过多少有点儿现代民主意识的思想而否定其伟大性，正如不能责怪古人仅仅发明了算盘而并没进一步研发出计算器而觉得算盘之发明不伟大。

孔子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对中国影响最悠久和深远的是“君子”文化。“君子”文化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智”非指心机能力，而是指理性。

那么，孔子实际上是希望通过传播好人文化而实现其对于好社会的理想。

我们当下中国人每每热议的话题是——好社会之实现，好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好人多起来的作用更大。

窃以为，二者是不该对立而谈的。若一种制度较开明，并且在向着更开明发展，那么当然好人越多，发展越顺利。反之，做好人难，几乎只有做顺民。但若想要将不好的制度朝好的方面改变，那就还是得靠人。不靠人靠神吗？于是人的作用凸显了。

在此点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鼓吹制度决定论的胡适，竟也同孔子一样，在民国时期将社会进步的希望一度寄托于所谓“好人政府”。

胡适心目中的好人，与孔子心目中的好人如出一辙，无非是君子式的肯为社会进步奉献能力的人。

孔子当年也是面临制度的作用更大还是人的作用更大的自我叩问的。他倒没什么帝王崇拜，他内心里肯定是主张天下为公的；他将帝王也视为可以通过好思想化为“明君”“仁主”的人——他认为如此一来，好制度自然会由“明君”“仁主”来开创的。在他所处的时代，“君”与“君”是不一样的，有的“君”确实想做“明君”“仁主”；他以他的眼看从前，春秋前边的历史中，也确实有所谓“明君”“仁君”产生过。所以，便不能认为他那么思想简直是脑子进水了，完全违背社会良性发展之逻辑。

无独有偶，两千多年后，在日军大举侵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之际，现代民主启蒙思想家胡适，向当局有关方面呈文，一反不染官职的清流之志，自荐要当“驻日大使”。

他意欲何为呢？

他要以和平之道，当面教导日本天皇改变支持军国主义的立场，带头反对日本军方的侵华行径。

孔子也罢，胡适也罢，不论对于古代列国诸王，还是对于现代日本天皇，所表现出的好愿望的颇为自信的一致性，证明的并非是文化大师们的天真幼稚，而是古今中外文化正能量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的应急反应。

孔子与胡适；古代与现代；封建与民主；儒家思想的鼻祖与新文化运动的宣言者之间；在主张和倡导君子人格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格修养方面，穿越式地进行了复合。

一切古代的优秀思想的总和，乃是人类社会近当代优秀思想成果的母体——后者要么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扬，要么是在质疑、解构、修正、批判和颠覆前者的过程中才形成其自身价值的。即使是这一种情况，后者仍当感激前者，好比没有“面引子”，发不出好面蒸不出好馍来。

在公元前五百多年的时候，在孔子之前，世界上再无第二位孔子那样的诲人不倦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师生比孔子晚出现了一百多年；而中国诸子百家思想争鸣时期的文化景观，气象之大超过古希腊三哲的影响。

若以孔子与古希腊三哲相比较——孔子的思想早于后者们一百多年，这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后者们的思想具有体系化的特征，并且他们的国所具有的初级民主之端倪，为他们的“国是”思考提供了“超君”想象的客观空间——这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大为不同，于是会对比出孔子之“国是”思想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而在孔子与老子之间，我觉得孔子的全部思想更切实际一些。孔子的思想是语录式的，老子的思想是论文式的。前者是入世的，主张有能力的人应为国为民有所担当，体现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精义。就此点而言，我甚至认为具有现代西方“个人主义”的某些色彩，因而于封建的底片上，隐含着现代的线条。老子的思想也是自成体系的，无须后人归纳分类。《道德经》的思想维度比孔子的思想维度大，思辩风格一目了然，修辞的逻辑特征甚强，具有纵横驳论之锋，故后人亦称他那一派人物为“纵横家”——可视为中国最早的辩证哲学。

近代有些研究者认为，孔子拜见过请教过问题的老子，未必便是《道德经》的作者，而《道德经》实际上产生于孔子死去很多年之后。既然老子乃是《道德经》的“经主”似乎早已成共识，我们也只有将老子与《道德经》相提并论。

《道德经》之“道”指自然规律与人为的事物规律；“德”指相对于两种规律的人的意识。依老子看来，凡人为之事与物，基本上全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无为地生存于自然界中为最明智。果而如此，人类的进化反成自身罪孽了，像动物世界中的一个寻常物种那么听天由命，似乎才是正理。反之，最大之愚也。

在人为事物现象中，老子着力攻击的是所谓“圣人”们那套礼教之说和人类一切企图构建秩序的“妄想”——他主张人皆不应有为，是谓“道法自然”。反之，伪也。那么当然的，什么仁义礼智信，全都是谎言。

我觉得，《道德经》的锋芒所指，分明也是旨在批判“圣人”孔夫子的。大概孔子死后荣名加身，“老子们”是心有不快的。但问题是，其矛头一经对准孔子，本身固有的智慧之光于是暗淡了——因为孔子的某些思想，毕竟有益于人之心性的进化。

“是以圣人之志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告诫作为统治者的“圣人”，“使民无知无欲也”的重要性。

孔子以“复礼”为己任；老子以“愚民”为天职。孔子力图诲君王善为而为；老子则苦劝“圣人”谙不为之妙理。

关于《道德经》的“愚民”主张，实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点上，我认为与孔子试图以仁义礼智信化民的主张相比，绝不是什么更高级的思想，而是横看竖看都属于糟粕。

冯友兰论及老子，认为他的思想成果是“对于思想的思想，所以是更高层次的思想”——仅就其形而上的，抽象的，思辩性精彩的部分而言，并不算是过分的美誉。但，那也不能因而根本无视其糟粕部分的存在。

中国之学界有种长久的通病，便是对所谓经典的一味赞美。尤其是成了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以后，更是习惯于论瑕为美。仿佛不如此，所捧的饭碗就低等了似的。在此点上，不要说不及西人治学的客观了，就是连致力于传授的古人也不及的。后者们对所谓经典也还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且能在批判中贡献新思想。而当代的靠宣讲经典吃饭的人，大抵本无独立见解，所以不敢批判，也就只有一味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