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蒙学现象,未尝不是文学现象。世界各国的古代都有蒙学教育实践,但能流传下蒙学读物的国家不多。中国自唐以降,蒙学逐渐发达。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稳定,蒙学越来越受社会各阶层重视。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多是明、清蒙学读物。《幼学琼林》专设《科第》一章,有句如下:
其家初中,谓之破天荒;
士人超拔,谓之出头地。
中状元,曰独占鳌头;
中解元,曰名魁虎榜。
……
进士及第,谓之雁塔题名。
……
一旦荣登前甲,则可享受到皇帝“琼林赐宴”“临轩问策”的最高规格礼遇——此乃蒙学受重视的首要原因,也是古代孩子们发奋图强的最大动力,无非是为了实现官服加身、光宗耀祖的人生价值。一概的蒙学,皆不讳言此点,一致正大光明地予以宣扬、激励,与今天家长老师激励孩子争当学霸,誓考重点大学没什么两样。世界在许多方面变了,在某些基本方面,其实一如既往。只不过,学成了精英,出人头地的选择比古代多了。
蒙学起初是家学。家学可能由父辈亲任导师,也可请有学问的名士任家庭教师。而能做到这两点的,其家定非一般家庭,不贵则富。古时的所谓“书香之家”,未经三代以上的公认,担不起那种雅谓的。往最起码了说,那也得是“耕读之家”。“耕读之家”的家长,必是乡绅,全家人自己是绝不耕也不种的。
鲁迅和蔡元培,他们的家都曾是晚清的官宦之家,故他们都有幸接受过家学熏陶和馆学教育。鲁迅的馆学老师是资深秀才;蔡元培的馆学老师是饱学的举人。至于康有为、梁启超,也都是“官二代”。
若受家学无望,入馆学无门,则只有“凿壁偷光”“聚萤作囊”“头悬梁,锥刺股”了。
王羲之的书法启蒙老师居然是一位皇族公主,这等家教大腕,天下有几人请得起呢?
科举从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上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使之根深蒂固,影响直到近当代;蒙学可谓“从娃娃抓起”,反过来使科举制度固若金汤——这是二者不好的方面。
但设身处地想一想,古代也不可能有比科举制度更公平的一种教育制度。并且,放眼世界来看,全世界的教育制度,在较公平地录取一点上,基本原则仍是科举原则。中国之科举制度,后来显然落后于别国的教育体系,不在于公平原则出了多大问题(客观论之,历朝历代在制裁教育腐败一点上,每是有腐必究的)——它的落后,主要在于教什么,怎样教;引导学生为什么学,怎样择优录取等方面出了严重问题。简言之,学科建设和评价体系长期落后。
以蒙学而论,虽然也涉及天文、地理、物性、农事、社会、历史,但只是兼顾而已,并不作为考和学的重点。并且,知识老化,每将科学与神话混为一谈,如《幼学琼林》之《天文》一章有言:
“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
“后羿妻,奔月宫而为嫦娥;傅说死,其精神托于箕尾。”
“箕”者,星也。后人也释指彗星之坠光。
总体而言,蒙学中“天文”之“文”、“地理”之“理”,与科学概念的“天文”“地理”区别大矣,主要是告知了与天、地有关的文字现象,如: